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基于“效应人”人性假设，构建了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创业企业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的效应和作用边界展开讨论，并对不同情形下创业企业道德风险进行了数值模拟。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新常态的重要举措，是化解经济发展矛盾的重大创新，也是新发展阶段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应对中国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必然选择。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强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撑”①。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必须从改革开放中汲取力量，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变局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构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要积极推进企业家精神的弘扬，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创新创业的进程中来[1]。2020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的开幕式上强调，双创活动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小微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大企业也借助双创的力量，积极整合各方资源，加快发展步伐。强调创业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我们要全力支持每一次创新，并给予它们最大的关爱和呵护。
企业是创新创业的微观主体，是提升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的基础，推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活力。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国内的资本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一种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创业企业对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业企业是被创业投资（又称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与经济体系中成熟的现有企业不同，创业企业依托前沿技术可以为社会提供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推动社会供给结构持续优化。尽管创业企业拥有有限的资源，但由于它们对经营环境的认知水平较低，以及尚未完全掌握合规性，因此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委托代理的挑战。创业投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创业投资者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而创业者则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两者的利益取向可能会存在差异。如果委托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代理人的工作效率，并且能够有效地解决风险和激励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的工作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如果委托方无法获取受委托方的行为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只能从结果中获取，这将导致信息的不平衡。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导致道德风险的出现，从而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创业企业的日益增长，这些影响也可能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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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1.2.1研究思路
本文旨在系统分析创业企业的道德风险治理与防范问题，通过详细阐述创业企业与道德风险的理论内涵，从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与管理理论融合的视角，将创业者人性的多元化和创业企业类型差异引入委托代理模型，试图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分析框架，分析创业投资者多元化情形下，创业者不同行为模式产生的道德风险类型以及这些道德风险的治理方式，为深入探讨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源、形成机理和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检验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结构，设计如下研究思路：
第一个层次是“提出问题”。采用归纳法和文献研究法，通过系统归纳本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在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以及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既有文献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由此明确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分析问题”。采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将代理人的人性分析纳入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综合考虑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通过分析创业者的不同人性深入挖掘影响其行为选择的因素，由此分析哪些人性会影响创业者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并运用博弈分析法探究创业投资者与创业者不同行为的博弈关系；其次，在系统阐述经典委托代理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探究不同类型的道德风险情形，通过全面的分析，深入探究不同情境下创业投资者和创业者如何进行行为选择，并运用数值模拟分析法通过MATLAB软件进行博弈模拟，分析不同治理机制的效应和作用边界，为构建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机制提供基础。
第三个层次是“检验问题”。首先，在对创业者行为选择以及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分析的基础上，从创业企业剩余权配置角度探究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的约束机制，并采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最新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创业企业剩余权配置对道德风险的影响。其次，从道德风险下代理人激励和有质押权的代理人激励两个角度探究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的激励机制，并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创业企业激励机制对道德风险的影响，由此为构建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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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2.1文献回顾及述评
2.1.1创业企业的相关研究
2.1.1.1创业企业的界定
创业企业通常被定义为那些致力于寻找商机、追求快速增长并具备较强灵活性的公司[2]，参考已有研究译成Entrepreneurial Ventures[3]。归纳总结既有相关文献研究，可以从三个维度对创业企业进行界定：企业规模、所处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详见表2.1。一是以企业规模维度为依据，一些研究认为，创业企业意味着创业阶段的企业，创新开拓型中小企业具有机会导向，创造性整合资源，超前行动等特点[4]，包括那些拥有500名以下的员工、低于2亿元年销售收入、低于2亿元资产总额的企业[5]；二是根据企业所在时间段，已有研究从设立时间、所在生命周期来定义创业企业。然而，在确定何种年限作为划分标准的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却各不相同。大致分布于1-20年间，分别按照1—4年[6]，6—8年[7]，8—12年[8]，15年[9]，20年[10][11]等为划分标准。在依靠何种生命周期阶段判断创业企业的问题上，学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多数强调它是尚未步入成熟阶段，具有成长性的企业[12]。三是从制度完善程度划分，制度完善程度是决定企业是否属于创业企业的重要因素。所谓制度完善程度，指企业是否建立了管理制度，与创业企业相比，成熟的企业拥有更完善的管理体系，所以评判这一现象最主要的指标是企业IPO与否[7][8]，例如，首次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13][14]或者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公司[15][16]。
除了上述观点，一些研究人员还认为，鉴于创业企业所处的背景、行业和股东的多样性，对它们的时间界定也应该是不同的，由此建议采用一种以企业的整体运营寿命来确定其是否为创业企业的方法。Lewis和Churchill认为，一家初具规模的企业可能需要经过五个关键的步骤：创建、发展、壮大、腾飞和资源成熟[17]。龙静借鉴Lewis与Churchill的理论，通过与前者的五阶段模型相结合，将创业企业划分为生存、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以更好地满足其发展需求[18]。
基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中将创业企业界定为由个人或合伙成立的利用掌握的市场机会、核心技术或财务资源创造并提供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拓型企业，其特征主要包括：高风险性，即创业企业通常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导入期，自有资金薄弱，管理不成熟，所处环境和未来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高成长性，即伴随着投资增加，创新产品在完成研发后可快速投入市场并扩大市场份额，从而推动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同时，在实证分析中，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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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的理论框架
2.2.1基本内容
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创业企业委托代理下的代理人行为分析、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治理效应分析、创业企业剩余权配置对道德风险防范的影响、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激励机制构建。
（1）创业企业委托代理下的代理人行为分析
该部分采用博弈论将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进行融合，将代理人的各种行为影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平台中，探究代理人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关系。首先，阐述分析代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和管家理论的“社会人”假设，对比分析二者的区别及在理论分析和现实解释中的优劣，在此基础上提出介于两种理论之间的“效应人”人性假设；其次，从管理心理学角度分析代理人的行为产生机制，以“效用人”为基本人性假设构建代理人行为模型，探寻代理人的行为“闭环”，研究其动机如何受到代理人的心理因素以及外部组织情景因素的影响；最后，采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在“效用人”假设条件下分析代理人不同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均衡点的存在性及其出现的条件。通过对代理人行为选择的分析，能够使我们对创业企业中代理人的人性假设和行为动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关系有一个初步认识，同时也为下文分析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情形及其防范机制奠定了基础。
（2）创业企业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的效应分析
该部分将全面分析不同情形下创业企业道德风险产业的原因，及多元化利益相关的决策主体的不同行为选择对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影响差异。首先，对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背景、基本模型及局限性进行介绍，为下文扩展分析多利益相关者的委托代理行为提供基础和依据；其次，分析多元化委托人不同利益分配情形下的创业企业道德分析，分别讨论了委托人间存在利益冲突和不存在利益冲突时，委托人独立决策和从众决策两种不同决策方式下的创业企业道德风险；再次，分析代理人不同权力分配下的创业企业道德风险，分别讨论了代理人合谋与代理人不合谋情形下的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最后，分析了监督机制、保证机制、监管机制和信任机制四种因素对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治理效应和作用边界，并采用数值模拟分析对本部分讨论的不同的创新企业道德风险情形进行了模拟仿真。通过对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及治理效应的分析，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理解我国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和产生机制，另一方面也为下文构建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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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创业企业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分析 ........................... 37
3.1 代理人的人性分析 .................................. 37
3.1.1 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的不同人性假设 ...................... 37
3.1.2 对两种人性假设的比较分析 ................................... 38
第4章 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治理的效应分析 ........................ 57
4.1 经典委托代理理论模型................................... 57
4.1.1 经典委托代理理论的产生 ......................... 57
4.1.2 经典委托代理模型及其扩展 .............................. 58
第5章 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研究 ........................... 97
5.1 创业企业剩余权配置研究 ................................... 97
5.1.1 基本模型 ........................................ 97
5.1.2 道德风险下剩余权配置模型 ............................ 99
第6章创业企业防范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研究
6.1激励机制的一般原理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其实是一种选择科学。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选择、不在做出选择，从面临的众多选择中，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该过程即为经济学的本质。现实中，因为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的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成为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学术界也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防范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其中激励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且操作简单的行为方式[169]。
激励的本质是改变行为人的行为选择，使行为人的选择对自己最有利或对自己造成的损害最小，激励机制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激励问题发生的根本，在于行为人是否能够不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结果。当行为的不能获得其行动的全部回报或者不必为其行为承担全部成本时，行为人的选择不是最优的，此时，便产生了激励问题。激励问题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比如保险行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行为人在对汽车买了保险后，其对车辆的保护或许会大不如前。
委托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要求激励机制必须行之有效地作用于行为人，真正能改变其行为选择，所以激励机制的设计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170]。为了解决问题，首先应明白问题产生的源头，激励机制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把一项工作委托给和他有不同目标功能的代理人去做，实施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此时需要激励机制来避免不好行为的出现，这就成了激励问题产生的根源。若代理人仅有不同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代理人私人信息可由委托人充分掌握，那么委托人就能通过订立完全契约，代理人与其目标函数一致，此时便不再需要激励机制；若委托人不能掌握代理人的私人信息，则委托人与代理人间无法签订完全契约，委托人无法观测到代理人的工作状态，此时激励机制便成为决定项目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现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代理人私人信息根据类型不同，可分为两类，一是行为人拥有的私人行为，主要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后，称为行为人的道德风险或者隐藏行为；一种是行为人拥有的私人成本或价值信息，主要发生在合约签订之前，称为行为人的逆向选择或隐藏信息[171]。
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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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与展望
7.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效应人”人性假设，构建了创业企业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分析模型，对创业企业道德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的效应和作用边界展开讨论，并对不同情形下创业企业道德风险进行了数值模拟。基于此，构建创业企业道德风险防范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并采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引入“效用人”假设，构建代理人复杂行为模型分析其不同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由此探究创业投资者与创业者的博弈关系。研究发现：创业者的需求层次、创业企业制度环境是影响创业者行为的两大因素。在创业投资者与创业者行为选择的博弈均衡中存在两种纳什均衡，一个是创业者选择代理行为，创业投资者选择监督策略，另一个是创业者选择管家行为，创业投资者选择信任策略。
（2）从委托人不同利益分配和代理人不同权力分配视角分析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及其治理机制的效应与作用边界。研究发现：
首先，考察委托人利益分配下的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当创业投资者不存在利益冲突时，若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创业者产生机会主义的倾向较小，创业投资者的参与约束也更容易满足；当创业投资者存在利益冲突时，后投资者的投入水平与创业企业规模报酬递增程度正相关，但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后投资者只会选择低水平的投资行为。
其次，考察代理人权力分配下的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情形，当创业者不合谋时，若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创业者之间互相监督的可能性更高；当创业者合谋时，创业者合谋的可能性与权力更大的代理人收益当期分配比例负相关且企业规模报酬弹性系数与创业者合谋行为概率呈负相关。
最后，考察创业企业道德风险治理机制的效应和作用边界：①监督机制，若监督成本由创业投资者分担，投资者投资意愿会增强。若监督成本不可分摊，要想确保承担监督成本的投资者投资概率不减少，必须保障监督效果足够明显；②保证机制，创业投资者期望收益减少充分多，创业者才会倾向于持续努力工作；③监管机制，监管费用由创业者承担时，外部监管既可提升投资者投资概率，也可减少创业者机会主义发生的概率；④信任机制，只有在信任机制充分约束创业者时，投资者投资积极性才能得到提高；只有创业者保持被信任所付出的代价足够大，其付出努力的可能性才会显著增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