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间断的形成机理:组合路径与耦合机制--基于35个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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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4522 论文编号:sb2023103015195951292 日期:2023-11-07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MPA论文,通过对西方三种代表性政策变迁理论的辨析,本文构建了“政策属性-制度背景-行动者互动”为核心维度的中国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对中国政策间断的形成机理进行阐释:
第1章绪论
1.1研究问题的提出
1.1.1选题缘起
20世纪50年代政策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以来,政策变迁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以林德布洛姆为代表的渐进主义学派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决策,提出现实中政策制定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的局部修正与调整。70年代后,渐进主义理论却难以有效地解释美国政策环境的剧烈变化和政策领域的重大变革。在反思行为主义和旧制度主义研究范式基础上,国外研究者们建立起以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框架和间断-均衡理论为代表的复杂理论模型。国内研究者在对西方政策变迁理论译介基础上,运用诸多国内案例进行验证,研究成果体现出中国政策变迁历程普遍遵循非线性变迁规律,但西方政策变迁理论由于差异化制度情境却无法充分解释单一制下政策变迁的特征及其深层逻辑,需要借助具体案例细节对相关的政策变迁理论模型进行修正。
事实上,现有的非线性变迁研究分散于差异性的案例研究中,而系统化的非线性政策变迁的理论阐释是构建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模型中不可或缺的。政策间断作为非线性模式中典型政策变迁类型,成为我们系统研究非线性变迁的最好选择。那么,哪些影响因素的组合诱致了政策间断?这些组合又是凭借何种机制发挥作用?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中国政策间断的典型案例,运用多案例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识别出诱致政策间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并探索组合路径与中央政府注意力配置嬗变过程相互耦合的深层逻辑,加深对中央政府主导下政策间断现象发生的理解,有助于决策主体实现对政策问题的有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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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综述
严谨扎实的文献综述和述评工作是一项规范学术研究的起点。本研究旨在借鉴西方经典政策变迁理论,探索中国政策变迁中政策间断的形成机理,因此,本节首先对中西方政策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2.1西方政策变迁理论的知识谱系
对于政策过程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威尔逊(WoodrowWilson)和古德诺(Frank Goodnow)在政治与行政二分讨论中就包含着对政策过程的关注。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研究的区别在于分析层面的不同,前者关注宏观层面上变化,后者则偏向于中观层面。伴随着行为主义的兴起,社会科学领域开始重点关注实际过程中行为、心理和功能等。1951年,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之最近发展研究》,标志着现代政策科学系统理论的诞生。其在1956年《决策过程》一书中对决策阶段的划分,也成为了后期政策过程研究的重要参考雏形。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政治学界认识到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不足,以德罗尔(Yehezkel Dror)的政策科学“三部曲”为标志,政策科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价值取向。
政策过程理论后期饱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无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供实证检验,而且无法解释现实情境中发展阶段次序偏离的现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转向研究政策变迁,通多对较长一段时间内政策变化的关注,借助政策过程中某一环节的切入来具体分析其影响因素,以完成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并为以后发展提供经验。相对于早期的政策阶段理论,政策变迁不仅关注关键节点政策变化的原因,而且还将政策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情景变化纳入考虑,很好地弥补政策阶段理论的不足。根据政策变迁形态的不同,主要将西方政策变迁理论划分为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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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政策属性-制度背景-行动者互动”维度下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2.1西方非线性政策变迁研究启示
从渐进性变迁研究时期到非线性变迁研究时期,西方政策科学家对政策变迁的特征和逻辑进行了深入挖掘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本土化政策变迁框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节在确定政策间断衡量标准的理论基础上,主要探讨非线性变迁研究时期的三个经典政策理论中核心自变量设置的差异。
2.1.1政策间断的衡量
霍尔(Peter A.Hall)认为应该通过关注政策工具的变化以及公共政策目标的转移来认识政策变迁本质。①因此,本节根据政策总体目标和政策工具的不同变化组合,对四种具体的政策变迁类型进行识别和判断。政策均衡阶段的政策文本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政策的总目标和政策工具未发生明显改变;政策迭代阶段的政策总体目标没有发生变化,政府依靠政策工具的调整和组合来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政策叠加阶段的政策环境处于无序的状态,多种政策目标共存,既有可能相互契合,增强了政策效果,也有可能相互制约甚至冲突;政策间断阶段的政策总目标和政策工具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政策目标甚至可能朝着原有政策目标的价值对立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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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霍尔政策序列的划分标准,当政策总目标和政策工具同时发生变化时,该政策变迁过程中出现了非渐进性调整,即非线性变迁。政策均衡和政策迭代因政策总目标的稳定而属于线性变迁范畴,政策叠加因政策总目标的共存增加了研究模糊性,而政策间断作为非线性模式的典型政策变迁类型,成为我们系统研究非线性变迁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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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弥补渐进主义时期政策理论的缺陷,研究者们提出了以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框架和间断-均衡理论为代表的复杂理论模型,对政策变迁的特征、逻辑和机制进行更为精细化阐释。它们都将议程设置作为因变量,当问题上升到宏观政治系统或进入政策议程后,就被视为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三种模型的差异主要来源于自变量设定时的不同考虑:金登秉承了“垃圾桶模型”的模糊性,主要研究不确定环境下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和政策企业家四个自变量间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打开政策之窗;萨巴蒂尔和简金斯-史密斯在完成信念体系的界定后,通过支持联盟和反对联盟两个自变量在子系统内部的运动来解释渐进性政策变迁,并引入外部事件这个自变量来完成重大政策变迁的阐释;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用问题界定和议程设置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非线性政策变迁,融合了政策图景、利益相关者活动和决策者注意力等变量。通过对三种代表性理论的辨析可以发现,西方研究者都将政策变迁视为行动者在制度背景下不断进行互动的政治结果。
政策属性即政策性质和特征,本文选取行政属性和经济-社会属性作为政策属性的关键指标。其中,行政属性主要是指以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主体的日常行政管理属性,经济-社会属性主要是指激发市场、提高民生的社会服务属性。在中国单一制治理体系中,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政策问题需要上升到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中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迁。在问题信息识别阶段,差异化的政策属性影响行动者对于不同政策的感知程度和优先关注度;在“自下而上”政策反馈机制中,政策属性也是行动者衡量收益和反馈成本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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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数据的收集与处理.................................21
3.1研究方法的选择.............................21
3.2案例库的构建........................................21
3.3变量赋值及真值表建构..............................24
第4章结果分析:政策间断的核心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28
4.1单变量必要性分析........................28
4.2充分条件组合分析..................................29
第5章理解政策间断组合路径的耦合机制:注意力配置嬗变与政策间断式变迁.................................34
5.1决策层主导下的注意力聚集,推动政策间断...........................34
5.2竞争性创新下的注意力吸引,加速政策间断...........................35
第6章中国政策间断与非线性变迁模式:以中考政策为例
6.1基于范式转换的阶段划分
本节基于范式转换的阶段划分基础上,将借助政策数量和力度变迁分布来提高阶段划分的科学性依据。中考政策的变迁是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党和中央政府的文件精神决定了政策变迁方向,所以本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央层面法律法规,地方层面关于中考的法律规章不纳入政策样本。课题组通过北大法宝和政府官网,采用关键词检索得到149项中央法规,然后根据文本内容进行筛选、整理得到有效的政策文本92项。根据中央层面不同职能部门以及文件效力的差异,对有效的政策文本进行赋值。

MPA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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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6.1中政策数量和力度曲线的分布情况,1993年、2004年、2008年、2014年和2020年出现了明显的波峰,同一时期的曲线相对而言显得较为平缓,说明这几个时间节点很大可能出现政策变迁的转向。同时我们会关注到仍有数个小的波峰存在,考虑到政策文本收集存在一定的缺失导致误差情况,我们需结合背景资料判断是否存在关键节点。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中考政策在1978-2020年的四十多年间经历非线性变迁,且中间出现了霍尔第三序列的政策范式转换。因此,我们将中考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制度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1978-1992)、转向素质教育评价时期(1993-2003)、教育指标均衡分配时期(2004-2007)、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评价时期(2008-2011)、落实异地中考政策时期(2012-2015)和深化考试招生和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时期(2016-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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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建议及展望
7.1研究结论
鉴于中国改革渐进性和持续性的事实,为避免陷入规范的价值层面,本研究聚焦于中观层面探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策略选择问题,力求在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完成理论的建构。通过对西方三种代表性政策变迁理论的辨析,本文构建了“政策属性-制度背景-行动者互动”为核心维度的中国政策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对中国政策间断的形成机理进行阐释: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总体目标和政策工具的不同变化组合,对政策均衡、政策迭代、政策叠加和政策间断四种主要的政策变迁类型进行识别和判断,并选取政策间断作为非线性变迁研究的政策变迁类型。(2)基于35个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文提炼出:中央政府主导下“推动--响应”、地方政府参与式“创新--吸纳”和公众非制度化反馈的“焦点--回应”三种政策间断的组合路径。(3)引入注意力配置视角寻找政策间断的深层因果逻辑,发现三种路径与单一制下中央政府注意力配置嬗变过程相互耦合,诱发了中国政策的间断式变迁。具体而言,决策者推动中央政府注意力聚集处理现实情境中日益复杂的问题信息,地方政府政绩显著的创新措施吸引中央政府注意力,外部压力打破决策壁垒导致中央政府注意力瞬时转移,最终触发了中央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下多元主体参与式政策间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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