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一）选题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引起了当时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动。新政权一方面要致力于恢复发展经济，重构新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在文化领域破旧立新，实现文化的转型。然而，新政权下新的国家主人，即广大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等众多的劳动者的文化与知识水准却无法达到当时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的需求。党和政府基于民众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生活单一、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现实状况，掀起了一场大力推进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通俗读物出版的浪潮，以“配合工农兵的认字教育与文化政治教育”。于是，通俗读物出版工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新开启了规模空前的通俗读物出版与发行的工作。据 1953 年成立的通俗读物出版社有关资料统计显示，该出版社自 1953 年 12 月成立到 1958 年 1 月仅 4 年多的时间内，就编辑出版了各类通俗读物(包括一小部分画册、连环画)1700 多种，平均每年 40 多种，是当时全国出书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这些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以及用有益无害的文艺作品去取代那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宣传封建迷信与色情读物等方面，都起过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发展情形类似，现如今新媒体已经取代传统纸媒主导了大众文化的传播，其文化传播的灵活性使党和政府引导文化发展的传统优势式微，而其传播中的鱼龙混杂、传播内容的良莠不齐的确令人担忧，党和政府如何对其进行正确引领仍在探索之中。所以，本研究的初衷就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研究，让历史照进现实，为新媒体环境下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提供一点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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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通俗读物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出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的研究，学界较多关注的是新政权对民营出版业的改造，如“杨松菊、曹娟在《建国初期党对私营文化事业的改造与管理——从陋俗文化改造的视角》，就主要介绍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私营文化事业的政策经历由扶植到改造的变迁。”①周武所著《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 至 1956 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为我们展现了上海出版业从全国性到地方化耐人寻味的变迁。②该文认为从 1945 到 1956年,上海出版业经历了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为深刻的变迁。也有学者从新中国的出版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图书出版及其相关社会文化意义。如“张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新中国的出版政策研究》，主要论述了中共使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丰富经验，很有启发意义。”③还有学者从新中国畅销书的历史嬗变的视角分析了这一嬗变过程与当时的时代变迁的紧密关联。如易国强在其所著《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畅销的原因,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文化现象。④此外，学者朱慈恩的《20 世纪上半期通俗史学论述》从通俗史学的角度对 20 世纪上半期的通俗史学进行初步的分类、归纳、梳理,并从整体上评价了梁启超、吕思勉、顾颉刚、黎东方四位历史学家在通俗史学上的贡献。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研究还不是很多，目前仅有少量的研究有所涉及。如方厚枢的《新中国重视通俗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对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到 1965 年这一时期的通俗出版工作做了概略回顾。①黎见春、杨绍杰的《试析新中国建立初期通俗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及意义》对新中国建立初期通俗读物在党的政策、方针下的出版与发行及其意义作了相关概述。②比较有价值的是学界关于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演变历程的研究。刘毅然所著《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演变》清晰地展现了通俗读物出版社演变历程。③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于 1953 年 12 月，至 1955 年底已发展成为包括编务、出版、计划财务等一整套管理机构的大型综合出版社。从该出版社的历史演变之中可以看到当时各个种类的通俗读物的发展趋势以及时代变幻下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新中国初期种类繁多的通俗出版物的推广与普及为社会的深刻变革提供了智力支持，有力地推进了社会进步。由许邦先生编撰内部读物《书苑一秀——五十年代的通俗读物出版社》④，不仅对五十年代有关通俗读物的相关政策、方针进行了原文录存，还对当时有关通俗读物出版社的相关事件做了精细回忆，极具史料价值。特别是由中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会同中央档案馆历经 10 余年编撰的 10 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⑤，其中涵盖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情况，推进通俗读物的出版具体的方针、任务，文艺工作者对于通俗读物出版工作的建议，通俗读物出版社成立的历程以及相应的工作安排等，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料支撑。纵观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相关研究，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图书出版业的整体发展概况，有关通俗读物的具体研究略显单薄，尤其是缺乏对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发展历程、政策解读、发行意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等方面更加系统、全面的解析。本研究希望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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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统合通俗读物的动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旨在提升普通民众教育文化水平的扫盲运动的开展，与普通民众对新社会新理念渴求，亟需大量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通俗读物来支撑，而解放初期传统通俗读物散乱的出版发行方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良通俗读物的流通也与新社会的建设格格不入。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纳入这一时期的社会统合之中的动因。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租售的乱象
解放前，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其多以君王演义、宫闱内事、神鬼志怪为内容的特点决定了其出版发行的隐秘化，而其通俗易懂、淫秽荒诞的特点又与严肃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引发了普通民众的好奇心与阅读欲望，所以尽管其良莠不齐，却很有市场。新中国成立初期市面上仍在流通的旧通俗读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传统启蒙读物。这类读物是旧通俗读物中较为正统的儿童类读物，传承着千百年来的儒家道统，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刻印出售的书店也多为正规的有影响力的大书店，《三字经》、《百家姓》、《幼学故事琼林》、《朱柜庐治家格言》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读物。（2）劝善的旧唱本。这类读物既包括流行全国的旧唱本，也包括地方剧团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适合当地语言特色的唱本，如《目连戏》、《卧冰求鲤》、《墙头记》、《铡美案》等，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对规范普通民众行为、维护伦理纲常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与新政府人民主权、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亟需运用新思想、新方法对其进行改编。（3）旧小说与连环画。这一类通俗读物中不乏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和绘本，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山海经》等，但那些提倡迷信愚昧的、提倡淫乱色情的处于灰色地带“毒物”更有市场，“例如为了迎合市民大众‘志奇-猎艳’的阅读兴趣，在一些书铺中陈列有诸如《满清官闱秘史》之类读物，某些书店图书广告中有《武松与潘金莲》、《石秀与潘巧云》等等，看题名即可想见其内容，大多格调低下，内容猥琐，起着不良的社会效应。上海宏文图书馆出版，大东书局代售之《近十年之怪现状》、《民国三百件稀奇案》、《伍廷芳轶事》、《李纯轶事》、《奉直战史》，估计也多是哗众取宠之作。”①读物中大量充斥了低级趣味的内容，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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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运动的开展亟需通俗读物的支撑
长期以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贫苦大众一直处于知识文化链的底端，可谓是受尽了文化贫乏的苦头，严重阻碍了个人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率高达 80%。文盲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开展的主要障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党和政府在 1950 年代开启了一场旨在开启民智、提升国民素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这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国民教育的读物非常乏力，亟需出版发行适宜的通俗读物作为扫盲运动的重要支撑，为扫盲运动的展开开启一扇新的大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记载，1952 年度拟扫除工人文盲 70 万人(内产业工人50 万，行业工人 20 万)，但入学人数至少 160 万人，共需职工识字课本 320 万册(指新改编的每部上下两册)。扫除农民文盲 1000 万人，入学人数(包括冬学中的识字班)至少3000 万人，需要农民识字课本 6000 万册(指新改编的每部上下两册)。1953 年拟扫除工人文盲 160 万人，入学人数至少 200 万人，需要职工识字课本 400 万册。扫除农民文盲1500 万人，入学人数(包括冬学中的一部分)，至少 5000 万人，需要农民识字课本一亿册。①另据《新中国 60 年出版大事记》：“仅 1952 年下半年，出版发行部门供冬学和成人识字班用的文化读本和通俗读物达 2.7 亿册。川北出版供农民识字用的《三字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仅川北一地就销售了几十万册，中南地区出版的《农民文化读物》印行1000 余万册。”②从这些数据中可看出，扫盲工作的有序开展亟需大量通俗读物的供应，同时对通俗读物的内容、题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2 年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总结多年的扫盲经验，结合部队官兵的实际情况，编写了通俗类识字教材《速成识字法》，该教材从一出版就受到普通识字群众的欢迎。随后他在《怎样指导速成识字班学员大量地阅读通俗读物》中指出速成识字班学员在突击生字、细读课本以后，必须大量阅读通俗读物，才能巩固学习成果。同时在阅读中使他们丰富词汇，增加知识，懂得写作的要领。这些可以看出，要想促进通俗读物的推广普及，应明确通俗读物的主要对象，掌握读者的迫切需要和他们的阅读能力，选择适宜的题材内容。通俗读物的普及是改变民众文化偏低现状的一剂良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一时间，全国各地对此类通俗读物的需求急剧上升。其中，农民识字课本，发行的数量和实际的需要相差很大，供不应求是个普遍的现象。例如 1950 年山西省阳城县平均一所冬校，几十个学员只有一本书。学员买不到书，就把家里原有的一些旧书作为识字课本用。河北省好多地区，因为买不到课本，就念《三字经》、《朱子家训》等封建读物。去年西南区各省文教总也有这些反映。最近(1952 年)北京市也买不到识字课本。③据1953 年新闻出版署估计，到 1957 年左右预期扫除文盲 l 亿 5 千万至 1 亿 7 千万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将给出版工作者以极其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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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概况...........25
3.1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创建与演变.........25
3.1.1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创建.......25
3.1.2 通俗读物出版社的曲折发展...........27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种类分布.............28
3.3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内容分布.............32
3.3.1 政治理论普及...........32
3.3.2 时事政策宣传...........33
3.3.3 文化教育学习...........33
3.3.4 通俗文艺传播...........34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效能分析...............35
4.1 新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与发展.........35
4.2 新民——提升了国民的整体素质.........35
4.3 新形象——深化了普通民众对新政府的认知认同.....37
4.4 新途径——充分挖掘了纸媒的政治传播效能.............38
4.5 新方向——出版事业的人民导向.........40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效能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出版与发行不仅指明了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新方向，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地提升了普通民众整体文化水平和素质，而且凭借通俗读物通俗易懂的优势有力地促进了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传播，提升了普通民众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4.1 新文化——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版工作按着“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方向发展，供工人、农民、士兵的政治、文化、生产教育之用的通俗读物，在出版物的总册数中占着很大的比率。极大部分的通俗读物，采取连环画册、唱本、通书、年画等旧的民族形式，注入了有益于人民的和国家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新内容，因此，最为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所喜爱。据统计，解放以前，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平均发行数量为 2000 册，1951 年除课本外每种书籍初版发行数量平均为 97802 册，约为解放前的 5 倍。1951 年发行数最多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印行 1150 万册，《惩治反革命图解通俗本》印行 1068 万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印行 280 万册，《中国共产党简史连环画》印行 250 万册。期刊中销数最大的《时事手册》，在 1951 年发行最多的一期为 3543000 册。这种庞大的发行数量是解放以前所不能想像的。这种情况说明了解放以后人民的文化生活大大提高，同时也说明了书籍期刊的读者群已经比解放前扩大了许多倍。①1954-1956 年间，仅通俗读物出版社就出通俗读物 828 种，当年计划出书 640 种、丛书 4 种、文库 1 部共 100 种。②这些通俗读物不仅一改解放前后社会主义题材的通俗读物寥若星辰的落后面貌，满足了普通民众的基本读书需求，还和同一时期其他优秀出版物共同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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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是党和政府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普及与发展，以改变民众知识整体水平偏低现状的而展开的一件颇具影响力的出版业大事件。当时，党和政府基于树立政府新形象，巩固新政权自身合法性以及迫切提升民智民知对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客观需求，针对通俗读物出版发行中存在的宣传封建迷信思想与色情德读物依旧猖獗，传播不恰当言论、胡乱解释国家时事政策的粗制滥造书籍蔓延，相关作品不能真正贴近人民生活，通俗读物出版机构松散化、出版范围不系统、出版发行机制仍不够完善等问题，集聚党中央领导、出版部门工作人员、业内权威人士、以及民众等各方面力量的综合意见，指明通俗读物出版发行的方向，积极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成立了专门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在通俗出版机制方面也进行了专业化的调整，使得通俗读物的种类与内容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在发行的质量与数量上得到了双重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尽管时间短暂，随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问题，但总体来看它充分挖掘了纸媒政治传播的功效，起到了政治教化、文化教育，思想改造的突出作用，既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满足了大部分工农群众对新知的渴求，大大推动了扫盲运动的开展，提高了民众的整体素质，形塑了新人，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服务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又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及政绩，培育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塑造了人民政府的新形象，基本完成了其时代使命，对于推动时代文化发展，尤其是如何主导大众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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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