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审计论文，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基于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其次，选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企业信息质量这二个中介变量，应用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模型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机制；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回首过去，从语言的使用到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人类共经历了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每一次的变革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毫不例外，如今新兴数字技术的更迭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影响。据市场研究公司预测，到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全球GDP的62%，数字化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助力各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紧紧跟随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潮流，跻身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持续对该领域的战略规划进行完善。“十三五”期间国务院出台《“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重要文件，将数字经济作为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首个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整体战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数字经济被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美好愿景；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致力于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经济的稳步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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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之下，地方政府也纷纷因地施策推动数字经济战略落地，仅2021年各省市就出台了216个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借着政策的东风，我国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数年稳居世界第二，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1.6%提升至39.8%，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步伐日益坚实，地位日趋重要。尤其是，在面对全球不期而至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更加凸显了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性，远程办公、电商等抗疫急需的在线应用被迅速、广泛地接受，数字经济在逆境中成长壮大，成为带动经济增长和支撑疫情防控的关键力量。《2022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发布数据表示近六成受访企业会在未来一年至两年增加数字化方面的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实践将向增加营收、提升效率和培育商机方向调整。可以说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诸多企业发展的“必选项”，数字化已从企业外部环境向内部运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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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本文丰富了关于审计意见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关于审计意见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领域的热点，现有的国内外文献都十分丰富，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审计客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审计主体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多数企业在近年才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还算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话题，那么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呢？暂时还没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由此，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相关企业为样本，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这不仅拓宽了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而且也丰富了相关文献。
（2）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受市场导向和政策引导，学者主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譬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模式、组织变革、生产效率等，而很少有学者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给审计工作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不仅可以丰富现有的文献，而且可以为企业高质量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1.2.2 现实意义
（1）在国家建设数字强国的战略背景之下，本文的研究涉及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这一重要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意见的线性相关关系，识别了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信息透明度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可以说，数字化转型为绝大多数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数字强国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此外，本文也为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数据支撑。
（2）为帮助市场主体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步伐提供思路方法，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对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和政府提出了相关建议，为其科学决策尽绵薄之力。对审计主体来说，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专业胜任能力，减少外部环境的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企业来说，要对数字化转型有足够的认识，进行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减少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对政府来说，要加强对企业的支持和引导，协助企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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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文献综述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结合研究主题，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分为三类，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风险的影响。
2.1.1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运营的影响
在组织管理方面，Chandler早在1969年便明确指出了公司战略对工业企业组织结构的决定性作用[3]。因此，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背景下，组织模式的变革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必然结果之一（Townsend，2001）[4]。由于外部环境的未知性会影响组织决策的实际效果，我国学者张小峰（2015）提出企业要提升组织柔性来增强应对不确定性问题的能力[5]。后来学者戚聿东等（2020）基于企业生态圈理论提出：数字时代要增加企业之间、各部门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对市场需求做出即时反应，促使组织结构向网络化和扁平化方向转变，以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发展先机[6]。
在商业模式方面，数字化转型显著影响商业模式调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对此基本持一致意见（Cozzolino，2018；孟韬等；2021）[7][8]。胡海波和卢海涛（2018）以数字赋能为视角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商业生态系统的演技会进一步推进企业共创价值由交换价值向社会价值的演进[9]，而价值创造和利益获取方式的转变促使商业模式不断更迭（林琳和吕文栋，2019）[10]。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张振刚等（2022）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以提高知识获取效率和知识应用水平为中介来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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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将把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归为三类，即：审计客体层面、审计主体层面以及外部环境层面。
2.2.1 审计客体层面
早在1987年，Menon et al.(1987)选用一系列财务相关指标构建研究模型，实证检验了财务指标和非标审计意见的线性相关关系[51]。这一研究结论受到了国内诸多学者的丰富和支持（唐恋炯等2005）[52]，认为公司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等财务指状况越好，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大，但也有学者得出不同的研究结果，李东平等（2001）的研究表明：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5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外部信息使用者会格外关注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因此，在有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企业代理人极有可能借助盈余管理手段来进行利润操纵，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企业盈余管理活动纳入到研究范围。Nogler(1995)对非标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审计师越有可能对其出具非标审计意见[54]。同样，审计师具备识别盈余管理活动的能力。在后续的研究中，其他学者也得到了与之相类似的研究结论（曹琼等，2013）[55]。
企业作为被审计单位，除了可量化的财务指标会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之外，其在日常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审计师关注，并对此做出反应。学者的研究发现，当被审计单位具有以下特征时，审计师会更倾向于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即：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翟胜宝等，2017）[56]、公司债务违约（文雯等，2020）[59]、杠杆操纵程度（徐亚琴和宋思淼，2021）[60]、超额商誉（赵彦锋等，2021）[61]……究其原因，这些行为都使企业置身于更大的财务风险之中，给企业带来的负面效应会日益凸显，而审计师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力量，会对风险进行研判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与之相对的是，当企业特征能够降低外部审计师感受到的审计风险时，审计师会更倾向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譬如：实施股权激励战略（粟立钟，2019）[65]。不一样的是，即便市场存在“好的”信号，审计师也不会因企业实现了修改后的业绩承诺而变更审计意见，反而会在无法兑现并购承诺时出具更多的非标意见（高翀和石昕，20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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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7
3.1 概念界定 ........................................... 17
3.1.1 企业数字化转型 .......................... 17
3.1.2 审计意见 ......................................... 18
4 研究设计 ..................................... 25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5
4.2 变量的选取与度量 ...................................... 25
5 实证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 28
5.1 描述性分析 .......................................... 28
5.2 相关性分析 ....................................... 30
5 实证检验与回归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分析
利用描述性统计对本文所选用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根据样本量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来对样本特征进行刻画，初步把握样本数据的特征。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上表5-1所示。
被解释变量审计意见OPI的均值为0.024，说明市场中有超过90%的企业会受到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一结果符合我国当前的市场现状。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G的均值是0.008，中位数是0.005，说明平均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国企业数字化进程具有逐年上涨的态势。此外，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048，不仅最值之间差距较大，最大值和平均值之间也有明显差距，说明我国企业数字化程度参差不齐，且总体转型程度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意味着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关于各控制变量，样本公司的企业规模SIZE的最大值为26.31，最小值为19.96，平均数为22.3，说明样本公司多数规模较大且总体上不存在特别大的差异；流动负债LL的最大值为1且中位数为0.869，说明绝大多数企业在短期内面临着资金压力；盈利能力ROA的最小值为-0.147说明部分样本企业出现了利润负增长的情况，中位数0.042和最大值0.207之间存在差距，说明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只占样本的一小部分；经营现金流CASH的最小值为负数说明企业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入金额小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出金额，样本企业之间的经营现金流量差距较大；托宾Q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大于1，说明绝大多数样本企业的市场价值大于其重置成本；流动比率CR的最下值约为0.3，最大值约为15，企业间流动资产的差异十分明显；应收资产SA的中位数和平均值比较接近，都分布在0.1附近，而存货STK和成长性GROWTH的中位数、平均值和最值之间差距则比较大，说明各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存在较大的悬殊；独立董事占比INDEP的均值为0.373，基本可以说明整体样本情况；各审计委员会规模AUD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也从侧面说明各企业对内部审计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此外，盈亏状况LOSS的均值为0.082，事务所规模BIG4的均值为0.057，样本企业产权性质SOE的均值为0.389，当年变更审计师的可能性约为10%。
审计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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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在对样本进行系列处理后选用实证分析法来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审计意见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非标审计意见出具的概率，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数字化程度越深，越不容易收到非标审计意见。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滞后性，这也和数字技术活动的自身特征相符。因为数字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长久发展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会促使商业模式、治理方式、组织架构和生产方式等实现全方位的变革，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滞后一到二期时候也仍然较为显著。（2）行业性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会影响高专业胜任能力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反而会显著减少低专业胜任能力审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3）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提高内部治理效能，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数字化程度和非标审计意见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