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日本留学论文，笔者认为高群的女性史研究特别重视女性本身的能力和女性所处的外部环境。她从财产继承权、职业面、夫妇离合的难易度等方面考察，揭露了不同婚姻形态与家族制度下各时代女性地位的变迁。同时，高群还以相应的社会现实为前提，结合女性所处的顺境与逆境，发现女性自身蕴含的潜力，重新评价了女性的价值。
第一章 高群逸枝与女性史研究
第一节 高群逸枝的成长经历
高群逸枝于 1894 年出生在熊本县下益城郡丰川村的南丰崎。当时，新兴帝国日本羽翼渐丰，正处于崛起时期，高群出世的半年后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高群的父亲高群胜太郎是一位怀抱远大理想的教师，毕生致力于振兴熊本地区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教育之下，高群从幼年时就开始接触汉籍，掌握了较高的汉籍阅读能力。母亲登代子是熊本延寿寺学僧大津山自磎之女，她是一位热心学习、满怀爱意的女性，是“逸枝感性的开拓者”1。高群在自传中提到，父亲高群胜太郎将妻子登代子视为有共同目标的同志，二人努力经营着“一心同体”的婚姻生活。2彼时，熊本地区依然保留着近代之前的共同体式的人际关系与文化。在互敬互爱的双亲的抚养与培育下，高群在熊本乡村优美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中度过了童年时代。
在少女时代，高群常在学校的杂物间内阅读各类书籍，此时她已显露出对于历史的兴趣。笔者认为，高群对历史的兴趣与她生活成长的熊本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之间不无关联。高群在自传《火之国女性的日记》中写道，在自己幼年时代居住过的村子中曾观察“群婚的遗俗”。那是这样一个场景：“在祭典之夜，年轻男女的自由恋爱是被允许的，年轻人抽着签，选定对象，女性则温顺地化妆，并等待着这一切”3。这种婚姻关系与当时民法所规定一夫一妻制的并不一致。此外，高群还注意到在年轻一辈中，男性过访女性家的访妻婚也很常见。高群没有将上述现象视为野蛮落后的风俗习惯，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并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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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高群女性史研究的方法与资料
高群的《母系制的研究》和《招婿婚的研究》在日本女性史领域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两部著作中，高群系统性地研究了日本历史上的母系制残余以及婚姻、家庭形态。在本节中，笔者将以上述两部实证性女性史研究著作为线索，分析高群女性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首先，是古代系谱的利用与“一氏多祖”现象的发现。如上文所述，高群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母系制度的残余作为第一个研究对象。她意识到，当时日本正处于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制度的全盛时代。这种家庭制度一度被视为日本有史以来就存在的固有制度，是国家奉行的基本国策。因此，批判此种所谓“固有”的家庭制度必然会被认为是逆反国家的行为。然而，高群认为，只有使广大女性从长期以来的“日本固有的家庭制度”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解放女性这一目标。而这一点可以从学问上入手，首先证实日本曾经存在过母系制度的残余，再考察婚姻与家庭形态的变化，最终从根本上推翻家庭制度固有说。
当然，高群并非研究母系制的第一人。在高群之前，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等国外著作都探讨了母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这些学者普遍认为，随着阶级社会的成立，家父长制度也得以确立。而日本方面，也有如援引了恩格斯理论的渡部义通的著作《日本母系时代的研究》（1932）等。渡部认为日本的家父长制社会始于弥生时代。不过，他缺乏具体史料，无法确认日本历史上存在过母系制社会。总之，当时日本方面关于母系制的研究大多为零星片段式的，缺乏一定的实证性。而高群的目标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从各种文献资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姓氏系谱和婚姻实例入手，以阐明日本历史上确有母系制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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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女性的历史》看高群逸枝女性史研究的思想
第一节 历史上女性地位下降的原因与过程
高群将室町时期作为女性地位下降的分水岭。在室町时期之前，女性与男性并非从属关系，而是更接近于对等关系。女性在婚姻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在经济层面也有继承氏族财产的权力，与丈夫之间更非抚养与被扶养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室町时期之前，女性掌握着较大自主性，不会因为经济或社会制度等原因而落于男性之后。高群主张，古代日本曾实行过“姬彦制”，即一种男女共治的政治制度。因此，即使在政治层面，女性也曾经拥有与男性不相上下的权力。
事实上，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推古天皇等女帝的存在反映出古代日本的女性可以担任“首长”这一史实。近年来，学界基本认可高群的姬彦制学说，认为古代日本的政治首领可以由一对拥有血缘关系的男女共同担任。中国的史书中有关卑弥呼与其弟共治的记载也可作为该学说的证据。笔者在日本典籍《古事记》中也找到了佐证，这使得我们能够窥见古代日本男女共治的情形。
《古事记》垂仁天皇的部分中，有关沙本毗卖与沙本毗古兄妹的内容如下：
此天皇、以沙本毘賣爲后之時、沙本毘賣命之兄、沙本毘古王、問其伊呂妹曰、孰愛夫與兄歟。答曰愛兄。爾沙本毘古王謀曰、汝寔思愛我者、將吾與汝治天下而、卽作八鹽折之紐小刀、授其妹曰、以此小刀刺殺天皇之寢。
也就是说，天皇之妻沙本毗卖（日语为“サホヒメ”）的兄长沙本毗古（日语为“サホヒコ”）计划从天皇手中夺权，便意图说服沙本毗卖刺杀天皇，并与自己共同治理日本。但沙本毗卖没能克服自己对天皇的情意，不但没有刺杀成功，还将事情的真相告知了天皇。最终，意图谋反的沙本毗古败于垂仁天皇之手，天皇之妻沙本毗卖也随其兄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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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文化”的内涵
高群在《女性的历史》中提出“女性文化”的概念，并明确了它的内涵。所谓“女性文化”，就是母系制时代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是一种带有自然主义性质的文化。在女性文化中，男性的“性”与女性的“性”不存在优劣之分，并且两性的自然性都得到了相应的尊重与认可。接下来，笔者将围绕女性文化的性质与其创造主体，以及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母性我的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论述，进一步梳理高群对此概念的理解。
首先，需要明确女性文化的性质与创造主体。高群认为男女两性不会仅仅因为性别不同就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与各异的文化。但几千年来盛行的男性独裁文化过于强调性别的差异，认为“男”性优秀，“女”性劣等。高群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与思想的不断进步，人类终将迎来共产制社会。而那时的共产制社会将会是原始共产社会在更高阶段上的复活。届时，社会中的成员人人平等，男女间不会再因经济状况、生理条件或生产力的区别而异。这也意味着，男女的性别不再有高低优劣之分。
高群相信这样的社会终将到来，但日本社会眼下尚处在过渡阶段，因此，提出女性文化的概念以对抗更偏重男性的“性”的文化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女性文化并不是男性文化的对立面，而是独裁文化的反面。在女性文化中，受尊敬的不仅是女性，男性也可免于压抑与恐惧，两性都可以在女性文化之下随心所欲地展现其自然特质。
那么，创造出上述女性文化的主体又是谁呢？是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双眼与心灵去观察、感受世界，依靠自己的意志行动的室町时代以前的女性。而到了室町时代以后，女性成为了“无能力者”，也因此陷入无法创造出文化性产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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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群逸枝女性史研究思想的来源 ....................... 39
第一节 本居宣长的“主情主义”思想 ........................... 39
第二节 平塚雷鸟的“女性天才论”与母性保护思想 ........................ 41
第三节 摩尔根的婚姻形态论 .............................. 44
第四节 恩格斯的男女分工论 ........................ 47
结语 ................................ 50
第三章 高群逸枝女性史研究思想的来源
第一节 本居宣长的“主情主义”思想
本居宣长（1730-1801）是江户时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他在青年时深入研究了《万叶集》、《源氏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在《石上私淑言》中提出“物哀”概念，并从词源学角度追溯了“哀”与“物哀”在古代日本的本义。自 1764年起，本居宣长着手撰写《古事记传》，并通过一系列的注释工作，重构了《古事记》神话中的天地、诸神的生成过程，触发了宣长后学们的国学宇宙像以及世界像的构成。本居宣长的主情主义美学观念、对日本古道的执着追求等也对高群逸枝的女性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自传中，高群记录了自己在研究女性史之初曾不知疲倦地通读包括《古事记传》在内的大量文献的经历：
即使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无法忘却在开始这项艰深工作那天的场景。（中略）三尺高的书桌立于五坪书房的正中央，我坐在桌前，将一册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放在桌上，感叹书架和书库空空荡荡，而我们手头拮据，前路坎坷。（中略）在森之家中，光阴似箭，夏去秋来。我日以继夜地阅读文献，尤其在《古事记传》中投入了大量精力。1（笔者译）
高群受到本居宣长《古事记传》的启发后灵光乍现，猛然注意到了日本古代系谱中存在数量众多的多祖现象，该书由此成为了她建立母系制存在假说的最初的关键，也为高群的女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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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以日本女性史学家高群逸枝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高群的生平经历，探究其研究女性史的动机，并以其女性史研究著作为线索，理清了其女性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揭示出其眼中“女性的历史”是何样貌，探讨了其女性史观的主要内容。最后，笔者考察了高群逸枝的思想来源，分析其对前人研究与思想的继承、发展情况，并论述了其女性史研究中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高群在中年时勇于投入女性史研究领域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其解放女性的使命感，其次是其对所谓的日本“固有”的家族制度的疑问。高群认为，唯有从学问的角度出发，科学地书写女性被压迫的历史，才能推翻家族制度固有说对女性命运的束缚，并从根本上推动女性运动的发展，实现女性解放的目标。高群女性史揭示了母系制度在系谱层面与考古层面的遗留痕迹，还原了日本婚姻形态从招婿婚到嫁娶婚的变迁轨迹。同时，高群还梳理了日本历史上女性地位下降的原因与过程，明确女性文化的内涵与女性在统合异族时的作用，从女性本身具备的能力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两方面关注日本女性的历史。
日本著名史学家永原庆二曾如此评价高群女性史：“明治以来对于女性史的关注并非毫无踪迹可循，但不夸张地说，真正开始对女性史的研究始自高群。”1在笔者看来，高群的女性史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皆有突破，而她对这一研究领域最大的贡献在于她使用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高群在女性史研究中关注到了一个未受前人重视的问题点，即“女性史应当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她就此问题提出了全新的主张，并将之落实到了实际研究中。高群认为，女性史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女性史研究者应积极运用各类社会学史料，结合社会经济史、民俗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站在女性的视角进行综合考察。同时，女性史研究者还需具备比较视角，在考察日本女性史的同时，还需要为日本女性史在世界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进行定位，明确日本女性史在发展规律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