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进行匹配。出于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的考虑，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展开了一系列稳定性检验。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持续增加的环境压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持续攀升，对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危害。面对严峻的气候形势，国际各国逐渐意识到环境治理对于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气候问题已经上升到了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高度。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是碳市场中最重要的约束性规则之一。该协议明确规定了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限额，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承担控排责任。在此基础上，欧盟成为排放交易的先驱，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全欧盟范围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此后，许多国家开始着手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经过国内外多方实践表明，市场激励属性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目标的有效政策工具。通过政府和市场合力控制碳排放，从供需两端推动企业低碳转型。
我国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能源消耗加速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近年来我国一直面临较大的减排压力，为落实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承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环境治理解决方式。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自此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在国家层面，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运用市场机制，以较低成本迈向低碳社会所做出的努力，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必不可少的约束激励机制（魏丽莉等，2021）[1]。自我国2011年宣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至2021年正式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十年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试点范围内，企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现“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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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持续推进，标志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逐步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现有研究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体可从减排效果、创新效果、经济效果等方面进行探究。
1.2.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研究现状
（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减排效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的初始目的是为了降低整体碳排放量。根据Chen等（2020）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减少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政策效果，且这种效果呈现逐年增强的趋势[4]。在政策所带来的成本压力和收益激励影响下，企业积极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提高碳排放效率（朱思瑜等，2023；Du等，2023；黄志平，2018）[5-7]，此举不仅实现了试点地区环境红利，还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产生了政策溢出效应（黄向岚等，2018；李治国等，2021）[8,9]。然而，Zhang等（2019）研究发现，虽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有效地抑制了企业的碳排放，但对试点行业的碳强度影响并不明显，且主要通过减少产量来实现碳减排，因此无法保证长期减排效果[10]。此外，由于政策执行环境和市场特征的差异，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去碳化效果也不尽相同（Wu等，2023）[11]。
（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激励效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旨在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意愿，进而推动企业减少碳排放。王班班（2017）研究发现，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更容易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诱导效应，增强企业自主创新动力[12]。当持有的碳排放配额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时，企业会采取减少产量或转变现有生产发展模式的方法来避免减排成本的增加。经过Ge等（2023）和余典范等（2023）研究表明，通过绿色创新技术生产更多的绿色材料和新的清洁技术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长远之策[13,14]。波特假说也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效应，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对于波特假说的证明。然而，Chen等（2021）使用DDD模型验证发现，当前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尚未实现“弱”波特假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15]。如果企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不仅会削弱政策对企业的积极影响，也会减弱政策对绿色创新效应的正面影响（Si等，20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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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交易运行机制
2.1.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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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这种环保机制是通过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既能够帮助国家达到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又不会破坏市场自主调节机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承认企业拥有合法的碳排放权，并明确了企业作为碳排放主体所承担的责任。通过限制碳排放额度来减少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同时也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可以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为企业和政府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这种环保政策遵循“总量控制与交易”的原则。总量控制意味着国家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分析重点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并确定一定时限内的碳排放总量。然后，将这些总量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参与碳交易的企业。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调控。交易部分是指企业根据分配配额和实际排放之间的差距，通过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与其他企业进行配额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将配额视为商品并定价，尽管排放超额的企业可以合法购买排放配额，但企业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因此，企业会自主控制排放数量以减少购碳成本，而配额富裕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售配额获得额外收入。这样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既优化了资源分配，又实现了低成本减排目的。
2011-2021年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阶段，相关重点政策如表2.1所示。2011年我国发布《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通知》，并于2013年陆续从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湖北、重庆、福建8个省市开展起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201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发布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总体框架。随后，在201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发布，标志着全国碳市场总体设计完成，并正式开启了建设阶段。2020年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并且碳市场被确定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手段。与此同时，在同年年底，全国碳市场迈入了第一个履约周期。直到2021年，碳交易政策由试点阶段过渡为全国范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权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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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企业财务绩效
2.2.1企业财务绩效概念
关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内涵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陶文杰等（2012）、许杨杨等人（2023）认为企业财务绩效是企业通过自身资产运作所获得的经营利润，是衡量企业资产综合利用效果和应对财务危机的能力[5 1,5 2]。陈素琴等（2018）认为企业财务绩效是指通过各种经营和财务活动所实现的综合业绩，它体现了企业的盈利、运营、偿债、成长和抗风险等方面的能力[53]。田虹（2009）、陈学光等（2010）认为财务绩效作为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状况等信息的指标，体现了企业在一段时期内合理运用自身所拥有的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管理与运作，从而取得经营成果并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54,55]，它可以给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企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工具，有助于管理者更好地制定政策和战略。
本文将财务绩效界定为：对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的与资产运用、资金运转、成本管理等财务活动有关的经营成果进行评估和衡量，反映出企业所采用的经营战略的实施效果和整体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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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9
3.1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 19
3.2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中介效应分析...................... 20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 25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5
4.2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25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35
5.1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 35
5.1.1基准回归 ............................ 35
5.1.2稳健性检验 ......................... 36
第五章 实证分析
5.1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5.1.1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1所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DID系数为0.004且在5%水平下显著。加入控制变量之后，可观察到DID系数为0.007，在1%水平下呈现显著。这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试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高了企业财务绩效。此外，经过控制相关变量后，回归结果系数值和显著性均有所增加，同时R²也由48.8%变为53.3%，说明模型整体拟合度提高，意味着企业财务绩效这一解释变量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这一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加大。因此，假设1得到了证实。
通过分析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Size系数为0.005并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这表明大规模企业在应对环境规制时更有提高企业财务绩效的能力，这可能是因为大规模企业具备强大的发展实力，能够迅速适应环境法规的挑战。Age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加成熟和稳定，在面临外部环境变化时，其公司治理机制和危机处理能力也更加完善。Taturn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表现为正。表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资产利用效率越高，投资回报也越好，对企业财务绩效越有利。理论上，经营净现金流能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充足的经营净现金流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然而，本文Cfo与CFP之间呈现出不显著的负相关，与预期相悖。同时，Indris和Soe的显著性和系数与前文相关性分析结果也不一致。这一现象可能源自本文所选取的衡量指标导致了这种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相关性检验只反映了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而基准回归是建立在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多变量基础上进行分析，同时还控制了个体、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了方向和显著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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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进行匹配。出于政策实施时间不一致的考虑，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展开了一系列稳定性检验。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够积极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即这一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表现，并且这种效果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这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能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来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促进了财务绩效的提升。因此，企业应积极响应政策呼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实现绿色产业结构升级，并承担起自身应尽的责任，从而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
第三，环境执法力度高的地区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合规性重视程度较高，从而显著影响了企业财务绩效。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具有严格的监管机制、完善的政策制度和操作程序，以确保宏观环境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必须切实进行减排技术创新，以取得较好的减排效果，推动企业长期经济发展。
第四，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提高效果更显著。原因可能是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强时，能够通过转嫁成本具备更多的资金实力，但它们的减排技术创新动机较弱。相比之下，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弱时，为了应对减排成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会积极进行减排技术改造，从而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第五，当高碳价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提升作用更强。这是因为高碳价的压力迫使企业采取低碳技术改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在市场中占据竞争优势。这不仅实现了企业低碳发展，还激发了企业为获取高额利润而自主减排的意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