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工作搜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利用CFPS2020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与劳动者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对职业层次和信息渠道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予以验证，从而证实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H7均成立。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对微观个体而言，就业就是最基本的民生，同时也是个人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最重要途径。“好就业”和“就好业”同个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休戚相关。而从宏观层面而言，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不仅是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重要抓手，更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我国就业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把就业优先战略摆在显要位置[1]，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增进民生福祉中的突出作用。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复杂变化的新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损害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问题，突出表现为能位不对应、就业歧视、人才流动受阻、劳动时间长和工资差距大等[2, 3]，严重抑制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提升，更同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相悖。尤其是近年来，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以俄乌冲突为典型的地缘政治分裂也使脆弱的全球贸易复苏面临风险，多重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在未来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激增[4]，从而导致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就业矛盾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并存。在此背景下，如何更为高效地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成为横亘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前的一道难题。已有文献为了破解就业质量改善困局已从诸多角度对其影响因素展开剖析，内容不仅涵盖户籍制度、务工距离和城市规模等外部环境因素[5-7]，也包括身份认同、工作转换和人格特质等个体异质性因素[8-10]，形成了诸多真知灼见，贡献了优化就业质量的不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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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以在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下互联网使用和劳动者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的关系，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劳动者群体就业质量存在的影响差异，同时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就业质量的具体传导渠道予以探讨，为数字经济时代就业质量优化的着力重点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第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实际影响，并对该影响的传导渠道进行探索和验证，从而提升学术界对于互联网深刻影响的认知，推动基础理论知识与当代发展环境相融合，丰富有关互联网与劳动者市场表现的本土化研究。第二，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成果，广泛探讨和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利用互联网改善劳动者竞争力和优化就业质量的工作重点，从而推动实现更加充分和更高质量就业，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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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就业质量
2.1.1就业质量的概念
早期就业质量概念主要以“核心劳工标准”为基础，以劳工所享有的权利为主要表现形式[25]，并通过国际公约保障和维护全球范围内的劳工权利[26]。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其被定义为促进男女在自由、平等、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27]，为后来构建现代就业质量概念奠定重要基础。在“体面劳动”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基础上，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对劳动者就业权利和福利待遇等相关议题的关注热度持续上升，“工作质量”概念旋即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推崇，并将其应用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发展目标的达成。欧洲基金会（EF）则依据“工作与就业质量”概念，进一步细化就业质量概念的构成维度，提升衡量就业质量的现实可操作性，将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能与能力、工作与生活等四个层面作为就业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8, 29]。
就业质量的国内研究起步稍晚于国外[30]，在对就业质量的概念界定方面主要采取两种方式：第一，借鉴国外有关就业质量概念的成熟研究成果，尤其是对“体面劳动”概念的引入，从整体角度出发对就业质量概念进行阐述和推广；第二，以中国社会现实特点为切入点，对就业质量概念进行本土化解读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国内涌现出诸多界定就业质量概念的代表性观点。一部分学者从宏观的国家或劳动力市场层面出发，将就业质量界定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在取得收入情况下与当前本区域的生产资料结合的紧密程度[31]，或者认为就业质量是对一定区域内全体劳动者劳动条件优劣程度的反映[32]，而高质量就业在宏观和社会层面往往表现为充分就业，有足够的就业岗位保证，人力资本得到投资与积累，劳动力供给优化，人职匹配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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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互联网使用
2.2.1互联网使用的概念
伴随智能终端的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生态的完善，互联网更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是居民通过手机或电脑等各种终端设备使用互联网的行为[52]，根据CNNIC最新发布的第52次统计报告，该互联网使用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类：以即时通信、网络新闻和在线办公等为代表的基础应用类应用；以移动支付、网络购物、在线旅行预订等为代表的商务交易类应用；以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等为代表的网络娱乐类应用；以网约车和互联网医疗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类应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对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进行调研时，认为狭义上的移动互联主要是指依托智能终端和利用移动网络来浏览、搜集和应用信息，获取相关数据服务的过程。Wagner等（2010）在研究互联网使用时，结合具体的老年人研究对象，将老年个体利用计算机终端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界定为互联网使用[53, 54]。我国学者姜维军等（2021）在研究互联网使用和农户行为时，认为互联网使用是指农户利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获取信息的行为[55]。
综合以上对互联网使用的界定，本文所涉及的互联网使用概念是指广泛意义上的个体依靠互联网开展的社交、娱乐、工作和学习等使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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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21
3.1相关理论 ............................................... 21
3.2研究假设 ......................................... 23
4研究设计 .................................. 27
4.1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 27
4.2变量选取与说明 ............................ 27
5实证分析 .............................. 31
5.1描述性统计 ................................ 31
5.2信度和效度检验 ......................... 33
5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5.1.1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对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后，共得到5856份有效数据，并利用Stata 17软件对总样本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如表5.1所示。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平均得分约为0.407，总体水平并不高，且标准差达到0.268，说明劳动者就业质量存在着较大差异；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约为0.865，略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④。在一系列控制变量中，男性占比约为57.3%；样本平均年龄约为37.408岁；城市居民比例约为64.4%；婚姻状况为在婚的比例约为75.8%；中共党员占比约为2.5%；健康水平均值约为0.934，整体处于健康状态；受教育程度均值约为2.655，表明样本文化水平接近于初高中水平；工会成员比例约为15.6%；样本所处组织规模均值约为1.467，说明样本所在的组织规模绝大多数在50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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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及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工作搜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利用CFPS2020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与劳动者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对职业层次和信息渠道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予以验证，从而证实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H7均成立，具体如表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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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互联网使用正向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
通过上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正向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说明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在数字化纵深推进的当代，使用互联网并掌握互联网应用技能愈发成为个体人力资本的外在表征以及劳动力市场对个体就业的潜在要求，互联网使用不仅将向外界传递个体“掌握新技术”的信号[132]，彰显自我人力资本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平台对于现有教育、办公和社交资源的有效整合，为个体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能，为个体工作效率、效能和效益的提升构建发展空间，从而使得政府、企业等组织愿意为获得高素质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及其未来潜力而付出更高的工资，更完善的福利待遇、更广阔的晋升空间、更稳定的职业岗位，进而极大地提升个体在工作过程中的获得感、成就感和满意度，改善工作体验，提高就业质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