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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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633 论文编号:sb2023120316121551525 日期:2023-12-14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首先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切入,分别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并以非效率投资为中介变量,解释了高管激励对成本粘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探讨了产权性质在高管激励与成本粘性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企业应该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同时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实现量的增长的同时,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内容。其中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强调了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一改革便要求了企业必须从内加强成本管理。
成本管理一直是企业关注的重点内容,企业对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必须建立在对成本产生的正确理解基础上。传统的成本习性理论认为,只有业务量的变化会导致成本的改变,且这种变动是线性的。新近学者的研究表明,只有在理想情况下,成本与业务量才会呈线性变动。在企业的实际生产中,成本往往表现出粘性现象[1-3]。成本粘性现象是指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非对称的现象,即成本随着业务量上升的幅度大于成本随业务量下降的幅度,这一现象的存在加大了企业成本管理的难度。且现有研究认为成本粘性导致的经济后果大多是负面的,学者认为成本粘性对企业的绩效、价值和风险等都会产生不利影响[4-6]。因此,对于企业来讲,全面了解出现成本粘性的缘由,进而对成本粘性加以控制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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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1)补充了成本粘性的研究框架
目前,学者对成本粘性的研究,开始从验证成本粘性的存在性,渐渐地向转向了关注成本粘性的产生原因和分析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对于成本粘性产生缘由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是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债务约束和外部监督等方面展开。本文选择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着眼于高管激励的显性和隐性双视角,对三种高管激励方式与成本粘性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搭建了非效率投资在高管激励与成本粘性之间的作用路径,丰富了成本粘性的产生原因的相关研究,增加了对成本粘性研究框架的理解和认识。
(2)丰富了高管激励的研究理论
已有研究表明,完善的高管激励制度可以有效缓解代理冲突。对于高管激励,大部分学者关注到了高管薪酬激励或股权激励,但忽视了在职消费等隐性激励方式的影响。其次,很少有学者将企业对高管激励与成本联系在一起,探究高管激励对企业成本结构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同时关注到了高管显性激励与高管隐性激励的形式,并将其与成本粘性相结合,补充了高管激励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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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成本粘性
在成本管理中,通常根据成本的性质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种。固定成本是不会随业务量变化而改变的成本,即不论企业是否有业务发生都必须开支的成本,如车间生产人员的工资、固定资产折旧等。而因为规模经济,变动成本则会随着业务量增加逐渐降低。因此,传统的成本习性理论提出,企业的总成本将随着业务量的变化,呈现出线性变动。随着对成本相关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发现,在实际生产中,成本与业务量的变动并不总是线性的,业务量只是影响成本因素之一,管理者的决策也会对成本产生影响。Noreen E、Soderstrom N(1997)提出了传统成本性态理论的不足之处[9],此后学者开始了对成本和业务量变动的非对称性现象的研究。
成本粘性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Anderson在2003年定义的。他首次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随着业务量的增减变化,销售收入的变化幅度与总成本变化的幅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并且他将这种成本“易增难降”的现象命名为成本粘性[1]。孙铮和刘浩首次证明了成本粘性在我国也同样存在,且程度高于国外[3]。
Banker等(2011)总结了成本粘性的三大成因:即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和代理成本[10],并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基于调整成本观,当企业业务量降低的时候,管理者通常会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重新分配资源,进行资源调整;二是维持现有资源。当调整成本较高时,即使维持现有的闲置的资源无法对企业产生收益,管理者也不会进行调整资源,成本粘性便由此产生。而管理者乐观预期是指,在管理人员在面对企业收入降低时,保有乐观心态,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持续发展,因此,一方面在业务量上升时,乐观预期的管理者会积极投入资源,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对业务量下降的情况做出反应措施,进而产生成本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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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成本粘性相关研究
在传统的成本模型中,企业成本的变化和业务量的变化是线性的,如果某项业务活动发生了一定百分比的变化,那么成本也会发生等比的变化,因为传统的成本模型的斜率在相关范围内是固定的。然而,几位学者首先提出了企业成本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并非永远是线性的观点:首先,Malcom(1991)认为许多间接费用的变化并不严格地与活动的变化成比例[20];其次,Cooper和Kaplan(1998)的研究表明,一些成本在业务量增加时增加的更多,而在同样数量的业务量减少时减少的幅度更少[21];第三,Kama、Weiss(2013)[22]和Banker、Byzalov(2014)[10]认为,现实中成本和业务量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成本函数通常也是非线性的。此外,Somers和Casal(2008)[23]认为,非线性假设比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线性假设更实用,并将其作为这种线性关系的一种替代。这些论点都提出了成本可能与业务量表现出了非线性行为,与传统成本模型的假设相矛盾。
Anderson等人(2003)开发了一个模型,使研究人员能够实证检验成本对业务量变化的反应,从而首次以实证的方式证明了成本行为的非对称性[1]。文章用1979-1997年美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发现,当需求增加1%时需要付出0.55%的成本,而需求减少1%时,成本却无法同比下降。文章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成本粘性”。在这之后,很多学者开始应用他们的模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样本中进行实证,都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孙铮、刘浩二位学者基于Anderson构建的模型,在2004年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也存在成本粘性,并且比国外更加显著[3]。他们的研究发现,营业收入增加1%时需要付出0.56%的费用,但是,营业收入减少1%时,企业的费用仅会下降0.06%,即成本表现出了0.5%的粘性。Cheng等人(2018)研究了从1999年到2007年的一百万家企业的数据,证实了成本粘性的存在,与其他研究检验的小样本相比,提高了模型的估计精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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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7
3.1理论基础·····················17
3.1.1委托代理理论··························17
3.1.2信息不对称理论·······················17
第四章研究设计···························26
4.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26
4.2变量定义与指标选取··········································26
第五章实证分析····························33
5.1描述性统计··································33
5.2相关性分析····························34
第五章实证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1:

企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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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1可以看出,将2015-2020年我国上市企业的15170个样本的成本变化率取对数后,均值为0.051,中位数为0.05;将营业收入变化率取对数后,平均值为0.094,中位数为0.085;说明我国上市企业在2015-2020年间的成本和营业收入总体呈上升趋势,发展较好,从虚拟变量营业收入变化率也可以看出,仅30%的企业本年收入与上一年相比出现了下降。非效率投资的平均数为0.049,最小值与最大值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选取的样本中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且各企业间的投资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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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近年来,成本粘性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众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且该现象会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回答高管激励制度对成本粘性是否能产生影响,及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切入,分别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并以非效率投资为中介变量,解释了高管激励对成本粘性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探讨了产权性质在高管激励与成本粘性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择了除金融业外,2015-2020年间我国A股上市的所有企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高管薪酬激励负向影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经过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当高管的薪酬越高时,其自利行为受到的约束效果越强,对成本粘性的负向影响也越大。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的短期目标紧紧关联在一起,高管为了获得高额报酬,在面临业务量上升时,会及时增加资源投入,而面临业务量下降时,则会及时削减不必要的成本支出,防止业绩下滑导致自己的收益受损,从而负向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
第二,高管股权激励正向影响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我国的股权激励没有像薪酬激励一样,对企业的成本粘性产生负向影响。这是因为股权激励存在双面性,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主要发挥了壕沟防御效应,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上升,高管话语权逐渐增大,提高了高管的帝国构建动机,使得高管能在更大范围内,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有意扩大企业的规模,从而正向影响了企业成本粘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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