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旨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使用高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指标，将这些企业所在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作为解释变量，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中介机制检验，验证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与资本投入回报率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中介机制，最后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验证结论的稳健性。
1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顶梁柱”，更是未来产业竞争的主阵地。伴随着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竞争加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我国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相继推出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加快发展制造业服务化的若干意见》、《“十三五”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机构(25条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政策导向下，生产性服务业不断发展，产业集聚逐渐形成其组织化形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外溢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结合目前集聚外部性来看，集聚的优势尚未得以充分利用。
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占全球比重超过30%；201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为36.86%，并提供了超过1.3亿个就业岗位。我国制造业规模大、门类全、体系完整，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阵地、就业吸纳的主渠道和国际贸易的主要领域。然而，我国制造业仍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等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为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质量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以及创新能力相对不足。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发展面临严峻复杂外部形势：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冲击了全球的产业发展和分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梯次成熟，催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新兴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加快了信息以及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要素的替代。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减弱，而越南、老挝、巴西等国家的营商环境改善，以往体量较大的中低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外迁态势；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我国制造业持续打压，高端制造业更多回流至发达国家，我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逐渐消失。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快发展高技术制造业，以应对瞬息万变全球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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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论基础
1.2.1分工理论
一般来说，分工理论的起源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作为古典经济学鼻祖，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认为在人们之间的交换作用下，劳动分工随之出现，因而分工也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他认为，劳动分工是一种生产性的基本制度安排，分工的作用表现在：提高劳动技能、节约劳动时间、促进机器发明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分工思想，可以映射到产业和国家层面。在产业上，表现为在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而在国家之间，表现为基于本国绝对优势的国际分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提出了他的分工理论。马克思从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将分工划分为单个产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整体生产范围内的分工，关注分工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影响，强调分工组织产生了新的、具有协作的、社会集体的生产力。同时他认为需要警惕分工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马歇尔（1916）在《经济学原理》中介绍了他关于分工理论的研究，他重视工业组织中分工对报酬递增的作用，强调产业区内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能够实现外部经济，企业大规模生产能够实现内部经济，从而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说，工业组织内分工的改善，可以通过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条路径，带来规模报酬递增。阿林·杨格（1924）创造性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在《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这篇论文中他对规模报酬、分工和市场规模的关系做出了解释。杨格强调专业化分工能够实现的报酬递增，能够带来经济进步。分工的重要形式有两个，一是生产迂回程度加强，二是新行业的出现。同时，他指出“分工决定分工”的思想，即劳动分工决定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决定了劳动分工，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内生演进机制。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完善带来了专业化生产，产业链条开始形成，单个产业、关联产业逐渐在一定地域内聚集，也就是说，劳动专业化分工是产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集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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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2.1.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
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他产业互动协同的前提是产业集聚测度的科学性，数据的选取至关重要。生产和人口分布在一定地理范围内集聚是产业集聚的表现，故而产业集聚测度的数据可以使用产业内就业数据和产出数据。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目前暂时没有针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度方法，仍是借用其他产业集聚的测度指标和模型。目前学界用于测度产业集聚程度指标可分为单一地理尺度法和多空间尺度法两大类，其中单一地理尺度法有基尼系数、HHI指数、EG指数、熵指数等，多空间尺度法由K函数、M函数、DO指数等组成。克鲁格曼使用基尼系数测算了美国制造业各地区的集聚程度，研究发现多数地区制造业均存在集聚。Glaeser（1992）提出了EG指并将其用于测度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研究发现，上下游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较高，体现了高度的关联性。此后，EG指数常用于产业协同集聚的有关研究中。Maurel（1999）对EG指数进行了改良，对法国各行业的产业集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Donald Grimes（2007）以美国计算机产业为研究对象，使用区位熵指数计算了区位熵值以评估计算机产业的集聚现象。梁琦（2003）使用空间基尼系数法，计算了我国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从宏观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的区位分布情况。研究发现要素禀赋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以知识密集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相对明显。刘春霞（2006）聚焦北京市制造业，选择M函数测度了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结构，结果表明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是北京市制造业集聚形成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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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技术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是研发强度大的产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是未来产业竞争的主要阵地，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毫无疑问，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目前，学者有关高技术制造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测度、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2.2.1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测度
测度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方法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体系两种，其中单一指标法选取主要有：产出比率、产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创新水平等。Beacham（2004）利用美国2003-2004年数据，计算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与非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加幅度之比衡量产业发展水平。较多学者使用总产值作为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周克放（2020）利用我国2005-2015年相关数据，选取主营业务收入衡量产业发展，对专业保护强度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提出专利保护强度的计算应当更贴近专利制度和产业发展本身，才能够对产业发展进行合理解释，实证结果表明合理的专利保护强度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还有学者构建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层次分析法、模糊分析法评价高技术制造业区域发展水平。创新是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生产活动，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因而不少学者将重心放到创新产出，创新效率等层面，杨浩昌（2020）基于静态效率和动态生产率双重视角研究高技术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高技术制造企业的创新和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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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机理分析.............................14
3.1核心概念界定.......................................14
3.1.1生产性服务业..................................14
3.1.2高技术制造业........................................15
4研究设计...............................18
4.1数据选取与变量设定..........................18
4.1.1数据来源.................................18
4.1.2被解释变量.................................18
5实证结果.......................................25
5.1描述性统计...........................25
5.2基准回归结果.................................29
5.3中介效应检验......................................31
5实证结果
5.1描述性统计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版）以及国家统计局颁布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2012）》、高技术制造业（制造业）分类（2017），本文高技术制造业相关数据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来自148个城市的572个高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处理得到。考虑到2018年前高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部分关键变量缺失严重，加之2022年后上市企业有关数据获取有限性，本文样本区间为2018至2022年。
描述性统计可以揭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在不同服务业集聚区域中的发展水平差异；通过统计研发投入比例、资本回报率等变量，可以初步判断它们的波动范围和分布特性，为后续计量模型构建提供依据。描述性统计为不同组别或变量之间的比较提供了基础，其结果可以帮助判断研究假设是否有可能成立，为后续的分析提供基础。表5-1为高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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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使用高技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指标，将这些企业所在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作为解释变量，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中介机制检验，验证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与资本投入回报率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是否存在中介机制，最后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使用GMM作为基准回归方法，验证了2018年至2022年间，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经过异质性分析检验得知，两类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不同行业企业发展水平的效应有所差异，整体上可以认为研究假设1成立。
二是研发投入回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间的中介变量是不适用的，其中专业化集聚对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回报进行解释，但多样化集聚的情况下，这一中介机制是关闭的，假设2不成立。区域创新体系理论认为，区域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专业化集聚能够促进知识的快速传播和技术合作，从而加速创新过程。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特别是在一些对技术要求较高的领域（如航空、医疗设备制造等），集中的专业服务能够有效提升研发投资的回报。相反，在多样化集聚环境下，企业往往难以获得专门化的技术支持和市场导向，从而无法将研发投入转化为显著的技术突破和市场优势，这为检验结果提供了可能的参考理论支撑。
三是资本投入回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间的中介变量是有效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假设3成立。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企业在区域内的集聚能够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优化了资本的配置，还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加速技术创新等方式提升了资本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