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收入的绝对数量规模在不断扩大，呈现出改革以前所没有的高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系列“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推出，当时过热的经济最终得到了有效的调控：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初，税收收入总量实现5126.88亿元，但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6759.4亿元，同比增长速率更是升达34.6%；而发展到1997年时，税收的绝对增量首次超过一千亿元，GDP增长率也已明显降低，只有9.7%。然而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入，以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我国后，政府对相关经济政策作出了调整，逐渐转向旨在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经过七年的调整，宏观经济实现了快速稳定地发展，税制改革也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直到2004年，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渐渐淡出视野，又再一次转回稳健的财政政策。近些年来，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冲击，面对受到波及的宏观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凸显出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我国政府及时地制定出正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和方式加以综合利用，最终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其中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对于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先后爆发，为了缓解危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我国政府对当时的经济政策加以调整，由危机波及我国之前所施行的稳健性财政政策，转为陆续实行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中以2008年九月以后陆续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为典型代表，其从最初作为应对危机的临时性政策，已逐渐转变为我国“十二五”时期财税体制的重要举措和经济改革的重大方针政策。在这一阶段实施该项减税政策，适应了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在摆脱危机带给我国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而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等方面，发挥出不容小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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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综述
对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研究，国外学术界最初发起于1990年，由Giavazzi和Pagano通过对丹麦在1982年和爱尔兰在1987年至1989年期间的财政政策效应加以实证检验，最终察觉两个国家在特定年度内实施的财政政策，会对私人消费发挥出非线性的影响效应，亦即原先旨在稳定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反而对宏观经济产生了紧缩效果。这一发现突破了财政政策仅具备线性效应的研究起点，同时引发后继学者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非负财政乘数假定提出质疑。自以上两位学者发现非线性效应的存在后，其他学者如Blanc:hard(1990)、Feldstein(1982)、Sutherland (1997)以及 Bertola 和 Drazen(1993)皆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产生机理作出了理论研究。其中，从税收课征和经济扭曲的视角出发，Blanchard(1990)归结出财政政策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原因：财政政策之所以会发挥出非凯恩斯效应，是因为鉴于税率的设定会面临着一个临界值，一国的政府债务也将因此遭遇一种临界状态，一旦预期税率或者实际税率突破该临界水平后，经济产出便可能受到其影响，随之有所降低。据此，假若一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即将逼近临界状态，由于同时会受到政府预算的约束，此时的私人部门便萌生这样一种预期：为了防止未来时期的税率设定得偏高，进而导致国民经济陷入税收扭曲陷丨汫，政府可能会采取相应措施对财政政策做出一定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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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洽释
第一节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解析
作为国民经济的两项重要指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从理论视角来看，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税收课征的源泉，只有经济实现了增长，才有可能将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税收收入规模才可能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税收会通过税率、税种、减免税等税制要素调节各个市场主体的利益，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机制功能和相机抉择机制功能，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联系，目前己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但不同学派却从不同视角出发给出了各自的看法。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直到内生增长理论，为税收研究所提供的平台不断拓宽，从而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也一直处在发展之中。本部分将梳理各理论学派中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加以总结，进而概括出不同学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制的描述，最终为全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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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非线性效应的理论概述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刺激总需求，而财政收缩则会抑制总需求。换言之，当政府增加其幵支或减税时，这类政策措施会通过作用于总需求，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反之，实施增收减支的政策会引起产出的下降。同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刺激程度，具体取决于凯恩斯乘数：当处于一个封闭经济中时，财政乘数会随着利率的提高而有所降低，而利率的提高又是通过挤出机制来实现的；而在开放经济之中，伴随汇率以及收入效应的作用，财政乘数也会随之下降。在以上两种经济中，均存在非负财政乘数的假定。因而，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为使经济早日回暖，政府应当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但若经济周期正处于繁荣阶段，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措施以控制物价上涨。总而言之，在凯恩斯理论中，所实行的财政政策措施是反周期的。而税收非线性效应的存在却对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它是指政府的税收政策不但存在凯恩斯效应，甚至在某段区制或时期内还具有非凯恩斯效应。所谓税收的非凯恩斯效应是指，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存在政府的减税措施对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产生了紧缩效果或者不产生影响；而某些增税举措却给经济变量带来扩张效果或者不发挥作用效应，这就与传统的非负财政乘数的假定相悼。换言之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税收政策存有非线性效应，那么此阶段应适时执行顺应周期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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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理论模型的构建 ........23
第一节均衡性模型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23
一、最终商品生产商 ........23
二、中间产品生产商 ........ 24
三、代表性个体 ........ 24
四、政府 ........26
五、宏观经济均衡 ........ 27
六、税收的影响效应 ........ 27
第二节异质性模型中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7
第三节两种框架下影响效应的比较 ........29
第四章税收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 ........ 30
第一节实证方法的选择 ........30
第二节实证检验模型设定 ........ 31
第三节税收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 ........ 34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34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34
三、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 35
第五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40
第一节研究结论 ........ 40
第二节政策建议 ........ 41
第四章税收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
第一节实证方法的选择
通过第三章的理论模型框架的构建与分析，表明在存有创新能力异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税收的确对经济增长发挥出非线性效应，继而在本章将会运用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并结合我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实践中我国的税收非线性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潜在的存在阶段。下文就对检验税收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方法作出选择。值得注意的的是，对非线性效应的研究是以合理划分税收政策效应的阶段为基础的，因此在对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之前，应先择取合适的方法对税收非线性效应的潜在时间段予以定义和划分。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定义和划分存在一定的分歧：如可以采用外生和内生两种定义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方法，划分潜在阶段的指标在选取上存在差异以及对政策调整持续时间长短的判断不同等。具体而言，当采取外生定义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方法时，所面临的可选指标有以下三种：一是出于排除通胀或实际利率变化干扰的目的，由Giavazzi和Pagano (1996)、Cour et al. (1996)、McDermott 和 Wescott(1996)所主张的基本结构预算余额（primarystructural budget balance)。其次是结构预算余额（structural budget balance)，该指标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其涵盖了国债利息支出的相关信息。然而在实践运用中，采用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和结构预算余额来划分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时，两种指标得出的划分结果并不存在太大差异。除此之外，还有Sutherland(1997)、Bertola和Drazen(1993)以及Perotti (1999)所认同的国债以及公共消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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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关于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虽然在国内财政研究领域尚未展开专门的探讨，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相关的分析。探寻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机制，对于完善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中特定时期的税收政策制定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将Romer( 1990)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与Lucas (1978)的职业选择模型加以结合，构建出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理论分析。其中，先后形成均勾创新能力和异质性创新能力的模型框架，进而对两种框架下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加以比较。针对理论模型分析的初步结论，继而釆用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证实了引入创新能力异质性的模型关于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推断。通过对税收在调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非线性效应进行研究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税收在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中的确存在非线性效应：从1994年第一季度幵始直到1997年第四季度，由于尚未走出短缺经济的影响范围，故而在这一阶段内，税收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凯恩斯效应，即降低税收的政策措施反而会对宏观经济带来紧缩效果，或者根本不存在明显的政策效应。但是自1998年第三季度幵始，至2004年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淡出，经济短缺阶段基本度过，我国宏观经济反而出现了过剩现象，在这一段时期内，税收又对经济的调节发挥出凯恩斯效应，即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扩张效果，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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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