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的机制与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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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95255 论文编号:sb2023080222073650793 日期:2023-08-10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文章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有效性,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市场提供了有利证据,也为不确定性视角下能源效率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国家为样本,进行国际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长期均衡特性。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实践背景
(1)国内能源供给与需求矛盾并未减弱,供需缺口日益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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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工业智能化进程的加快,能源供应与需求的矛盾越发突出。能源资源的局限性及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均对我国的能源—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伴随着能源消耗需求的日益增长,但递增的能源需求与中国能源供给缺口量持续增加,意味着国内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日益上升,从而对绿色经济发展带来阻碍。
从能源供给视角分析,中国作为能源资源雄厚的国家,却人均占有量较少,且开采难度较大,核心技术仍需提升。内陆地区的能源开采与沿海发达城市的能源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地域差异,同样为能源供应链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9年)》得出,国内能源生产总量平稳增长,能源产品多样化为能源供给提供了多条实现路径。2019年中国以39.7亿吨标准煤占据了一次能源生产总额,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04%。产品的多样化为能源供给提供了新的契机。例如,页岩气作为储集在页岩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近年来开采技术不断取得新的突出,对传统能源市场造成冲击,在全球能源市场得到迅速发展。美国依靠页岩气开采的核心技术优势,大量开采页岩气,能源供给量倍速提升,并在2016年宣布成为天然气出口国,在国际天然气市场占据霸主地位,如今成为全球少数实现页岩资源商业开采的国家(Hu等,2019;Hu等,2020)[1][2]。由此得出,促进能源产品的多样化是中国能源供给的有力推手。
近年来,我国的能源生产增速有所放缓,但是总量仍保持平稳增长。从需求角度来看,能源消费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仍然保持逐年上升的态势。从2000年至今,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两倍有余。自2009年取代美国以来,我国一直是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国内能源产需缺口逐年增大,供给与需求间的矛盾与日俱增。由图1-1可以看出,1980-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普遍高于能源资源的供需量,能源消费大体超过能源生产的增长速度,能源供不应求的发展状态持续到2008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能源供需均大幅降低。目前在新常态经济发展形势下,中国更加重视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及注重环境保护,能源供需矛盾的增长速度有所缓和。但经济持续发展必然以能源消耗为重要支撑,能源供需的问题仍需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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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1.2.1  问题提出
伴随世界各国经济交流和合作步伐的加快。一国或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风险,均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各国经济的波动。例如,新冠疫情目前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这一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外市场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国为了应对突发疫情的负面影响,纷纷采取经济保护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日益紧密,类似这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不仅会对本国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地域内的经济团体、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合作组织带来冲击,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客观必要性。但是目前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石油价格和股票市场波动、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等方面。而且在这些研究中,并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甚至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石油价格和股票市场,另有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没有影响。本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进展,探讨不确定性冲击是否会影响中国的能源市场?是否会影响中国城市能源效率提升问题,在碳中和目标下,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效率的关系带来怎样的间接效应?这些都是本研究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能源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伴随着经济市场的波动而变化。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不断增长,在面临高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时,能源市场会如何表现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高不确定性下能源产品供需矛盾会进一步加剧,能源企业管理者往往采取“观望(wait to see)”的态度,等待更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城市能源效率也会在高不确定性下发生变化。能源效率作为衡量一国能源利用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经济和能源市场均占据关键地位。目前学术界对能源效率的研究无论从测算方法,或者影响因素均尚未呈现一致的结论。这一矛盾不仅体现在学术界的研究结论,且现实中能源效率在各国的衡量标准也差异显著。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超标、空气污染加剧等一系列能源利用不当问题竞相出现时,能源效率的衡量不应局限于单要素测算,或者仅考虑经济意义上投入—产出思想的全要素测算,这种测算并不“全面”。目前对能源效率的研究应紧密围绕环境问题展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早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过高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近年来理论和现实中均对能源效率做了一些研究,但是不考虑空气污染等环境绩效指标的能源效率,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当前能源领域的弊端。因此,本研究对能源效率的衡量结合中国城市的现实情况,将大气环境污染因素考虑到研究中,以期得到更为全面、准确的能源效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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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测度
经济主体如国家、企业等,展开运营管理、资本流转等操作时,均会受到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往往伴随着突发性与偶然性两大特征,政府与企业等经济主体难以预测不确定性下的经济走势,也无法掌控经济环境,故经济冲击往往对经济主体带来重要影响。政府虽不能预测经济不确定性走势,但是可以通过制定与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调控不确定性冲击对国内市场的影响。据2017年《全球经济展望》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国国内经济与企业活动意义重大。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作用于国家投资活动与战略决策,而且持续时间长、不确定性因素高将引致经济市场的骚乱。根据研究视角的范围不同,本研究从广义与狭义划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广义视角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策调整本身的难以预测性、引致政策变动的因素、经济政策波动带来的经济现象与经济结果等问题。而狭义视角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出发,指微观主体难以估测政府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包括货币、贸易、财政、金融监管等经济活动的方向(张礼卿和蔡思颖,2020;顾夏铭等,2018;Gulen 和 Ion 2016)[27][28][22]。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定义口径、内涵界定等的不一致性,相关研究也会存在差异,再加上学者们指标选取的不同,造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缺乏准确性与学术严谨性。因此,明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指标测度,降低研究结果的偏误是相关研究的基础与重要抓手。
有关经济政策出现不确定性的因素不仅涉及货币政策、汇率变动、税收优惠政策等政策制定因素,也有外界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冲击效应。比如,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风暴刺激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了维持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迅速出台了各种经济政策,短期内极大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依据Baker等(2016)[4]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PU)可以看到这一明显的变化趋势。2014年全球石油价格断崖式暴跌,2016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单边主义与贸易争端、“黑天鹅”事件、持续不断的巴以爆发战争及恐怖袭击、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性事件,迫使各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而这种政策反应对经济主体而言,带来的是高不确定性与未来难以预测性。另外,政策执行中的公开化与透明化程度、经济政策的走势如何,以及政府对某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否可以保持前后一致性等,都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再者,出于地区异质性的考虑,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文化习惯、地域特点等等,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具有或多或少的自由裁量权,会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结合自身特点,分部门、分单位因地制宜地实施,同时权衡多部门的利益。以上因素均会引致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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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源效率的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2.1  能源效率的内涵与测算
自从人类掌握了使用火的技术,人类文明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不断更新换代能源利用方式与效率的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出现作为人类社会利用能源的重点节点,使得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扩展为资本、劳动与能源三架马车。随后的二百年间,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甚至普通生活的各个领域,化石能源逐渐成为人类活动赖以有序进行的基石。进入二十一世纪,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主要能源储量均排在世界首位。然而,庞大的人口和高耗能工业体系,使得我国能源需求远不能自足自给。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间,围绕石油贸易的数次战争和由此引发的石油危机,给我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穷尽一切办法对我围追堵截,使我周边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主要能源输送通道安全环境较为脆弱。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能源局势紧张,学界在不断反思能源领域研究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影响,意识到能源领域研究的重要性。
与资本和劳动不同,能源资源在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同时,还会产出一些不必要甚至有害的附带品,如废气、废水、颗粒等环境污染,若忽视环境效应,不仅会造成测算偏差、扭曲问题评价的结论,而且对环境发展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仅仅考虑能源消耗远远不够,需将各类要素投入到能源研究体系,探讨“投入——产出”下的能源效率,更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当前,能源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离开了能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会陷入停滞,因此,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推动社会更快更好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能源效率的概念界定较为笼统,缺乏统一的度量准则。单从概念上来讲,能源效率可看作使用更少能源的同时,产出更多的能源产品,也有学者将能源效率比作能源产出与能源投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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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的机理分析 ............................. 53
3.1  概念界定 ................................................... 53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53
3.1.2  能源效率 ........................ 55
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效率的测算研究 ................................ 71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测算研究 ................................ 71
4.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指标介绍 ........................ 71
4.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有效性分析 ................................ 75
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直接路径的实证研究 ....................... 93
5.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直接路径的研究设计 ............................. 93
5.1.1  研究假设 .................................. 93
5.1.2  变量设计 ..................................... 94 
9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的路径优化研究
9.1  由高能耗路径锁定模式向低能耗路径锁定模式转变

经济论文参考
经济论文参考

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多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为主要依托,高能耗产业的持续运营往往会锁定大量的能源资源与污染排放,由于路径依赖与自我强化的特征,高能耗产业固化发展,长期主导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进程,同时也限制了节能减排目标的推进。高能耗路径依赖与强化对中国城市的能源结构转变、能源政策制定、经济运行模式均有阻碍作用。故有必要打破固化的高能耗路径锁定模式,调整与重构低能耗路径锁定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向低能耗、绿色持续化发展目标迈进。
中国政府要适应国内外高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冲击问题,集中力量实现能源消耗路径的转变。为了实现高能耗路径锁定模式向低能耗路径锁定模式的转变,首先,需要能源政策多倾向于新能源技术开发、节能环保等研发创新相关内容。加大可再生能源的政策鼓励与税收优惠、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生产技术水平、针对新材料例如石墨烯等开发项目多鼓励多支持,建立能源企业为主导、校产学研相结合的多元化研发创新体系。其次,应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情境下,如何理清低能耗路径锁定模式的发展思路,营造低能耗路径锁定的能源体制环境。加大能源发展的独立性是构建新型能源体制环境的关键所在。能源独立可以带动军事、经济、文化、产业、社会、科技等多方面实力的增强,但前提必须是国内有充足的能源供给量。丰富的能源供给将极大地增强国家能源政策制定的自由选择程度。故从低能耗技术研发、投资支持、市场发展、能源自由选择权等多角度能源发展过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政府应积极营造较为优化的能源体制环境,为早日实现能源独立战略提供助力。再次,外界不确定性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要求政府从能源制度上保证能源高效利用与低能耗技术的有效推广。将涉及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新技术研发等的优惠政策切实落到能源效率较高的部门、行业及企业。同时,政府要积极扶持低能耗企业的发展,支持与鼓励相关企业节能环保技术的市场开放与渠道扩散过程,奖励优秀低能耗研发成果,并提高成果转化效率。最后,鼓励社会大众积极参与节能降耗活动,不要出现受高不确定性影响,囤积能源产品等现象。严格规范各级事业部门、企业及大型活动场所等的能源资源利用限额,鼓励各级单位的节能降耗项目。同时严格监督与处罚高能耗利用情况,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予以规范。在居民用天然气、电力等方面,政府要强化低能耗、节能减排等的教育宣传力度,切实鼓励居民采用清洁能源设施,减少家庭能源的浪费现象,构建全社会节能减排的低能耗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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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论与展望
10.1  研究结论
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增长,能源市场屡受冲击,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需要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驱动引领更加明显,绿色发展成为内在要求,开放共享成为常态的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效率的路径进行了探析,同时也对碳中和背景下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双向FDI进行了解读,并验证了三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能源效率关系中的间接传导路径,研究结论如下。
(1) 文章构建了Super-SBM能源效率测算模型,利用GDP和城市绿化面积作为期望产出指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投入要素设置为能源消费量、就业人数与固定资产。研究将大气首要污染物纳入分析框架,是对现有文献局限在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传统污染物的研究突破与理论发展。通过城市样本数据分析能源效率的有效性,得出本文构建的能源效率指标符合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结合能源效率分布图看出,样本城市的能源效率水平与现实相符。另外,本文还针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城市样本,探讨了异质性特征下城市能源效率的发展趋势,并得出能源效率按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东部城市、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城市。原因在于东部城市经济发展步伐普遍较快,产业结构较为优化,技术创新水平较高,且目前多是高新技术企业、信息技术企业等高科技企业的集中地,管理经验丰富,针对能源消耗与污染减排的措施实施合理高效,为中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提升提供了有用的借鉴价值。
(2) 文章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有效性,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能源市场提供了有利证据,也为不确定性视角下能源效率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国家为样本,进行国际数据对比分析,得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长期均衡特性。同时,本文还利用PANICCA方法检验国内外因素对样本的冲击,并发现针对文章涉及的国家样本而言,国际共同因素带来的冲击要远大于国内特定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结构性断点位置进行了归纳,依次为2008-2011、2014-2015、2020年。这些断点的确定与国际社会的重大经济政策事件相吻合,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证据,也为政府能源经济政策的制定,市场参与者开展投资、融资、消费等活动提供了启示与思考。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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