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基于隔代抚养这种典型家庭抚养方式的视角，尝试探究出口扩张与其之间的联系以及出口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机制。
1.引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深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在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等方面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幸福生活需要具象于万千“家庭”中，愈来愈多家庭问题成为热点话题。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促进家庭教育观念的提出，使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家庭的影响力体现在何处”、“家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和行为”等问题。
在婚姻家庭中，最为基础的三种关系分别是抚养、扶养和赡养。其中，“抚养”是指长辈对晚辈提供经济供养和生活扶助，以亲属关系区分包括三种形式：一是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二是祖辈（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辈（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抚养，三是其他亲属长辈对晚辈的抚养。其中前两种方式是最主要的抚养方式。由于时代、信息接受度等差异，父母辈和祖辈对待子女的教养观念并不一致，因而进行儿童照料的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两种不同的抚养形式对儿童成长过程中教育、身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影响结果也会不同。随着未成年人保护需求日益提升以及家庭教育问题的矛盾凸显，家庭抚养方式的选择已不仅仅是“家事”，而是需要社会关注和共同参与的“大事”。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家庭抚养方式的调整，并且这些因素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观念逐渐转变，家庭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国家实施全面“三孩”生育政策以此应对人口结构的变迁。从“一孩”社会到如今“三孩”激励政策颁布，我国家庭的儿童抚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家庭经济结构变化改变了家庭抚养模式。城镇中“80后”“90后”家庭中，双职工成为常态，为缓解年轻父母的经济压力与育儿压力，祖辈更多参与到儿童照料中来，隔代抚养成为双亲照料以外的主要照顾模式。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或经商，祖父母承担起照顾孙子女主要责任的隔代抚养现象在农村家庭中也出现的愈加频繁；另一方面，我国儿童社会照顾资源紧张，在儿童基数较大的局面下尚未形成有力的照顾体系，同时儿童照料基础公共服务尚不平衡，不能满足儿童看护需求的增加，此时父母更倾向于在家庭内部寻求解决办法，因此老年人往往被选作非正式的儿童看护资源提供者（Du和Dong，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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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本文的研究话题涉及到经济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和计量分析法。通过综合应用这两种研究方法，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剖析了出口扩张对隔代抚养的影响。
（1）文献研究法
首先，本文通过系统查阅有关贸易开放尤其是出口扩张方面的文献，以及隔代抚养相关文献研究，了解了出口扩张与隔代抚养研究的现有进展和成果，在此基础上梳理并分析出口扩张与隔代抚养之间的关系，形成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其次，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综合和整理，进一步分析和补充，提出合理假设，并在此基础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分析，探讨出口扩张对隔代抚养可能的影响机制和途径。
（2）计量分析法
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和多种检验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验证。具体而言，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Probit回归方法分析出口扩张对家庭隔代抚养的影响，通过内生性检验等多种检验方法加强结论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并基于不同维度探究出口冲击对隔代抚养影响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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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家庭抚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2.1.1概念界定
儿童的照料方式包括正式资源照料和非正式资源照料，正式照料是指通过市场资源包括托儿所、教育机构、保姆等对儿童进行照顾，非正式照料主要包括由家庭内部个人自发提供的家庭抚养方式，即家庭主要成员或其他亲属对儿童实施照顾义务。不同家庭对于儿童选择不同的抚养方式，隔代抚养是相对父母抚养孩子的传统抚养形式而言的（李向梅等，2021）。隔代抚养又可以称作隔代照料、隔代教养、祖父母照料等，在各类文献中对其名称没有统一的定论。作为除双亲照顾以外占比较大的家庭抚养方式，隔代抚养在家庭制度安排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主要包括两种模式：祖辈和父辈共同负责孙辈养育的不完全隔代抚养，以及祖辈代为养育孙子女的完全隔代抚养。我国当前有关儿童抚养方面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其抚养方式大部分采取的是父母外出，仅农村祖辈承担对孙辈全部抚养责任的完全隔代抚养形式。但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转变，有别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城市隔代抚养”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家庭抚养策略，仅局限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并不能全面体现家庭抚养方式的社会变化。
2.1.2隔代抚养的成因
有关隔代抚养现象的发生，学界从个体行为、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家庭模式及成员之间的安排会影响家庭抚养方式，如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会增加祖父母对孙辈照料的需求（Thomese和Liefbroer，2013），而祖母劳动参与会显著负向影响其定期照顾孙辈的可能性（Zamarro，2020）。此外，单亲家庭的扩大也会增加美国中产阶级对祖父母照料者的依赖（Gorman和Braveman，2008）。概而言之，不管是出于客观需要还是出于情感关联，家庭中不同个体基于某种目的采取的行为和决策会引发家庭对儿童抚养问题的关注，进而影响隔代抚养行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种族、国家、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的历史、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因素，隔代抚养状况也有所区别。在亚洲，父母会选择到城市就业发展而将孩子留在农村祖父母身边（Snopkowski和Sear，2015；Xu，2019）。而在美国，对于非裔等低收入人群，隔代抚养增加往往是父母失业、吸毒、监禁和少女怀孕等原因造成的（Fuller-Thomson和Minkler，2001）。其他地区选择隔代抚养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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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出口扩张的相关研究
2.2.1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
贸易自由化具有出口和进口两大研究视角，目前大量有关贸易的文献聚焦于进口冲击对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部分文献研究深耕于贸易自由化引起的进口冲击对一国经济社会的影响（Autor等，2013；Dix-Carneiro和Kovak，2015）。针对区域劳动力市场，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国内消费品价格，提升消费者福利水平（施炳展和张夏，2017），减少制造业就业人数（Erten等，2019），影响地区工资水平（Kovak，2013）。Autor等（2013）指出进口冲击使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下降，不可贸易部门就业增加，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流入，Dix-Carneiro和Kovak（2019）研究表明进口冲击导致劳动力在区域内部由正规部门向非正规部门转移。对于企业而言，进口竞争效应使国内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Bloom等，2016）。同时贸易自由化也对企业带来有益的方面，陈登科（2020）通过研究证实加入WTO以后，进口关税壁垒下降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关税自由化引致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迫使家庭在年轻人是否与父母合住、劳动供给和家庭储蓄等方面做出调整，以此应对进口竞争的影响（Dai等，2021）。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贸易领域占据重要研究地位。探讨中美贸易关系时，有学者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不仅使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Autor等，2013；Caliendo等，2019），还影响着美国的政治选举（Autor等，2020；Che等，2022）和公共产品（Feler和Senses，2017）等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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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机制分析 ................................. 18
3.1就业与工作强度 ......................... 19
3.2工资收入 ............................... 20
4.研究设计 ...................................... 23
4.1数据来源及匹配 ............................. 23
4.1.1出口数据 .................................... 23
4.1.2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 23
5.实证结果及分析 ........................ 30
5.1基准回归分析 ...................... 30
5.2机制检验 ............................... 33
5.实证结果及分析
5.1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选择Probit方法对基准回归方程（2）进行估计，表5-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控制了地区、年份固定效应，将隔代抚养情况对出口扩张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出口扩张与隔代抚养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初步表明出口扩张正向促进家庭中隔代抚养行为的发生。在第（1）列的基础上，逐步加入父母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地区特征变量，结果分别报告在第（2）—（4）列。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方向来看，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基本稳定，与预期相符，较好地验证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设1，即出口扩张将促使家庭中祖辈提供隔代抚养的可能性增加。进一步，本文采用第（4）列的结果进行估算，在第（4）列结果的基础上求出平均边际效应，结果发现，一个标准差的出口扩张增加家庭采取隔代抚养行为的可能性为1.18%④。
此外，第（4）列的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结论。父亲年龄系数显著为正，年龄的平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父亲的年龄结构呈倒U型影响儿童隔代抚养的可能性。随着父亲年龄增加，父亲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增大，有助于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做出隔代抚养的决策。但当父亲年龄增长到一定界限以后，子女成长等因素会逐渐削弱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以此可能降低隔代抚养的可能性。相较于父亲，母亲可能由于家庭相对弱势地位，其年龄对隔代抚养决策没有这种影响。母亲受教育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在父亲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况下，当母亲受到高等教育的程度越深，在观念和家庭地位上越可能发生转变。摈弃传统女性“相夫教子”观念的新时代女性，更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发展和提升，此情形下母亲对是否隔代抚养孩子的决策具有了一定影响力，更愿意把孩子交由祖辈，为自己留足空余时间。另一方面，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加深，能够提高其成为高技能熟练劳动力的可能性，进而增加其获得高薪酬工作的可能性。此时，母亲由家庭转向劳动力市场，祖辈帮助教养孩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父亲受教育程度对隔代抚养决策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其本身的家庭地位相关，受教育年限长短与否对父亲决策权威的影响并不大。此外，从婚姻关系显著为负的系数可以看出，相较于有配偶的家庭，无配偶家庭例如离婚家庭更容易出现隔代抚养情况，而双亲结构稳定的家庭对于育儿压力的承受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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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及政策建议
6.1结论
家庭抚养方式不仅影响着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且与家庭中其他成员，例如父母的行为、决策等不同方面存在紧密联系。近年来，祖父母参与儿童照管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隔代抚养方式在家庭儿童抚养方式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因此，本文基于隔代抚养这种典型家庭抚养方式的视角，尝试探究出口扩张与其之间的联系以及出口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机制。通过系统性梳理出口扩张与家庭抚养方式相关文献，本文分析了出口扩张影响家庭隔代抚养的潜在路径，并提出出口扩张能促进家庭隔代抚养可能性增加的理论假设。继而，结合CFPS数据库、CEPII-BACI数据库以及WITS数据库等多个数据库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出口扩张促使家庭进行抚养方式调整，对家庭中祖辈是否提供隔代抚养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一个标准差的出口扩张增加家庭隔代抚养行为的可能性为1.18%，且在考虑内生性、稳健性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出口冲击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家庭隔代抚养状况。具体而言，出口扩张通过增加家庭中父亲就业和工作强度进而增大祖辈提供隔代抚养的概率，同时通过影响家庭工资收入进而对隔代抚养产生影响，与工资收入低的家庭相比，出口扩张对工资收入更高的家庭中祖辈提供隔代抚养的促进作用更大。
第二，出口扩张对家庭隔代抚养的影响，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家庭中儿童年龄、家庭中儿童性别方面存在异质性效应。从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会增加祖父母提供隔代抚养的可能性，以隔代抚养的方式减轻父母不能兼顾孩子和事业的压力，表明较高的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削弱了出口冲击对隔代抚养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家庭中儿童年龄而言，对于0—5岁学龄前儿童，父母刚开始转变身份，面临高昂的育儿成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劳动力市场中以期获得足够多的报酬，此时由信任的祖辈为孩子提供照顾能有效减轻父母负担。说明出口扩张对隔代抚养的影响效应对0—5岁学龄前阶段的儿童更显著。从家庭中儿童性别角度来看，出口扩张对家庭隔代抚养的促进效应会由于儿童性别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对女孩而言表现得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