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笔者研究发现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受“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中国对其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将提高0.512%，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国际贸易论文怎么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出口规模整体向好。根据商务部官方数据，即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阻碍国内外经济活动进展，2021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额仍高达1558.1亿美元，增长43.4％。但是，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也存在诸如贸易结构不平衡、贸易对象集中、国际市场占有率低、文化产品附加值和显性比较优势较低等问题。
2018年，美国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国际贸易体系陷入动荡，逆全球化思潮沉渣泛起。加上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全球贸易发展再次受限，各国迫切寻求合作以促进贸易发展。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开辟了贸易发展新境界，也为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机遇。中国一直秉承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原则，出台系列政策助力文化贸易发展。2022年，商务部等部门主动作为，发布指导意见，助力对外文化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在此发展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日益加强，与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交流也持续深入。
迅猛发展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最初应用在生产阶段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逐渐渗透到研发、消费乃至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最终开启了焕然一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革新阶段，数字经济被各国普遍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增长点，各国纷纷投入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浪潮中。“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和沿线国家一道聚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各国贸易阻碍，签订《“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打造贸易互联互通新景象。因此，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数字经济为基础促进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的趋势日益明朗，各国数字要素在互联互通与相互借鉴中集聚创新动力，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一带一路”国家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贸易的作用不可忽视，本文将数字经济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分析中国文化出口贸易的优势和劣势，可以帮助中国文化出口相关企业抓住机遇，助力中国文化产品走向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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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数字经济的内涵及测度研究
(1)数字经济的内涵研究
数字经济是当下的研究热点，但是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迄今为止，人们对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一个随着时间更新而不断丰富的动态概念。从目前的文献来看，1996年，美国学者Don Tapscott创造性地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同样的，Don Tapscott也并没有对数字经济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他认为数字经济包括了互联网技术以及催生的各种新型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网络化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在此之后，众多学者亦从不同方面对数字经济的涵盖范围、内在逻辑、战略发展等方面展开探索。在21世纪之前，互联网作为发展最为迅猛的技术之一对数字技术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所以，在这一阶段，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互联网技术展开的，并且着重强调由其带来的电子商务（e-commerce）和电子业务（e-business）。Neal Lane（1999）在他的一篇论文中称数字经济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中心所引发的电子商务和重大组织变革”。同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中也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催生出的电子商务、数字商品和服务，以及有形商品的销售”。Cohen等（2000）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信息与通信技术产业，特指和因特网相关的产业。也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Miller和Wilsdon（2001）将数字经济视作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形态，对数字经济的范畴进行拓展，不再局限于电子商务。Kim等（2002）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系的特殊形态，该体系中的商品交换和服务交易是基于数字化形式来展开。彭刚和赵乐新（2020）从基础设施层面和融合应用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将其概括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数字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向书坚等，2018）。从其分类来看，罗以洪（2019）将其分为资源型、技术型、融合型和服务型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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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理论基础分析
2.1理论基础
2.1.1交易成本理论
在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下，贸易成本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成本对贸易活动的影响关乎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能否在市场中站稳脚跟。
根据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市场交易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付出成本，而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开辟了与交易成本有关的系列研究。依据该理论，任何企业进行跨国贸易必须满足贸易利得大于贸易成本，否则无法继续进行贸易活动，只能停止谈判。国际贸易中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交易前，买卖双方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搜集，寻找适合的标的和合作伙伴，由此产生的一系列费用为搜寻信息的成本。对于卖家来说，为了取得买家的信任，要在市场中积极宣传，吸引更多买家的选择，由此付出的成本为信用成本。其次，交易中，买卖双方会根据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多次磋商谈判，修改、增加或减少有关贸易条款，当各方签订交易合同但缺乏关于对手方信用等级的最新信息时，公司可能面临违约风险，这可能使合同的履行变得不确定，这期间产生的为协商成本和签约成本。最后，交易后，买卖双方共同负责让合同顺利执行，卖家负责交付货物，买家则履行支付货款的责任，由此产生支付成本和交付成本。
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让运输成本走进国际贸易成本的视野，运输成本的增加会减少贸易流量。对于运输条件困难、交货时间长、运输量大的货物来说，自然地理障碍会增加运输成本，使这些货物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地理位置影响着气候、海拔和天气，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加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高度本土化，使得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就文化产品贸易而言，地理距离越大，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就越困难，将导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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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机制分析
2.2.1成本降低效应
数字经济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文化产品的出口，交易成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他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集、协商谈判、交易监督、合约签订以及执行等方面发生的时间和货币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出口决策，更低的交易成本会激发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意愿。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
(1)交易前期。在贸易开始前，买方会先进行贸易信息的搜集，主要包括产品、市场及合作对象等，进而继续下一步计划。卖方则需要积极宣传产品。互联网的普及，创新了线上宣传方式，不仅成本低，而且扩大了受众范围（马述忠等，2019）。在传统国际贸易中，贸易双方交换贸易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不用说在这过程中还会涉及资金的跨国支付，加上渠道不畅通，双方还会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加大了双方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用，催生了贸易协同一体化平台，贸易双方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产品质量、规模和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进口国大量共享信息平台进一步扩大信息渠道，缩短传递距离，降低双方信息搜集成本（Lendle等，2016），生产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产品信息而获得更大市场来源（Brynjolfsson等，2011）。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宽了文化产品传播渠道、加快了文化产品的传播速度，覆盖的对象也越来越广。例如手工艺品和影视周边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示相关图片和音频，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开拓更多市场。得益于大数据计算的准确性，一方面，双方企业可以匹配到更适合自身需求的产品，信息的准确性大幅提升，同时减少了传统贸易方式下可能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数字交易平台也带来了潜在的贸易伙伴，提高了企业贸易活动的成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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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出口现状...........................15
3.1文化产品的概念界定及样本国家的选取...................15
3.1.1文化产品的概念界定............................15
3.1.2样本国家的选取................................15
4“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和分析......................23
4.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23
4.2数据处理.................................24
5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31
5.1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31
5.1.1模型设定................................31
5.1.2变量说明..........................32
5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5.1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5.1.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额。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ndigtal），参考张伯超和沈开艳（2019）的测算方法，详细过程在本文第四章，故此不再赘述。
(3)控制变量
国内生产总值（lngdp）。GDP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对于进口国来说，更大的经济规模能刺激消费者的需求，且消费者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来满足高层次的文化产品需求。因此文化产品出口额与进口国的GDP有关。预计“一带一路”国家的GDP将促进我国文化产品出口。
人口规模（lnpop）。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能反映该国的市场潜力。具体而言，进口国的人口规模越大，对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需求也会相应越大，同时，更大的人口规模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种类也更多样化。因此，预计“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规模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影响为正。
贸易开放度（lnopen）。贸易开放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某年进出口总额在该国或地区当年GDP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该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活跃度，该值越大，说明该国或地区对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倾向越大。因此，预计“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会促进我国文化品的出口。
关税水平（lntax）。本文的关税水平指的是关税的普通平均数。关税壁垒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给消费者带来更重的负担，抑制该国对我国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同时，进口国更高的关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意愿。因此，预计“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税水平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为负。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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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及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基于CEPII-BAC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在2008—2020年对“一带一路”49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情况，从出口规模、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地区分布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借助图表展现得更为直观。其次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最后，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现状看，总体出口规模有着较好发展，所占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彰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集中在B类视觉艺术和手工艺和C类表演和庆祝活动，而内容性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几乎接近零，表现出低附加值为主的出口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的不均衡不利于中国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2017—2020年占比前十的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超过65%，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企业可以在未来积极挖掘新的市场。
第二，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权重之后，第四章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得益于数字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外向竞争力和电子技术水平利用的提高，2008—2020年“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处于稳步提高趋势。从地区层面来看，东亚和中东欧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其他各地区，其次为西亚和独联体，南亚地区水平处在最后。此外，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巨大。由此可见，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其综合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地区综合发展程度越高，相关数字基础设施越完备，促使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从单个国家得分来看，新加坡、以色列和爱沙尼亚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列前三，而柬埔寨、老挝和巴基斯坦得分位于最后三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