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研究选取意义建构视角、竞争视角、组态视角并设计三个子研究，在前因方面探究了叙事独特性、差异化战略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在结果方面关注了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
1.1.1 实践背景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创新促使商业领域持续涌现出新模式和新业态（Nambisan等，2018），特别是移动数据革命带来的通信技术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导致诸多平台生态系统的涌现（Teece，2018a）。习近平总书记于2022年3月15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平台经济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推动力量。伴随着国家的重视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平台企业这种新型组织不断壮大，并渗透进汽车、航空航天、媒体、电子与信息技术多类行业（刘洋等，2020），逐渐成为新经济的基石。越来越多的领军企业开始搭建低门槛的数字化平台生态，将更多需求端的服务开发者和需求端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纳入生态之中，从而跨越网络效应启动的临界点，实现平台生态的快速扩张。特别是，疫情下的社交隔离促使大量线下活动转移到线上，这进一步加速了平台企业的涌现和发展。从全球来看，截至2020年底，全球市场价值超10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76 家，较2019年增加7家；价值总额达12.5万亿美元，同比增速达57%。从国内来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市场价值超10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达197家，较2019年增加23家；价值规模达3.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6.3%①（见图1.1）。然而，在平台经济得以逆势高速增长的同时，对于平台企业而言，持续变化的商业环境，激烈的竞争和创新压力时刻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很多企业的竞争优势瞬息即逝，如因运营问题破产的共享单车出行平台ofo小黄车。为了在变化环境中持续获取和提升竞争优势，企业需要形成并不断发展与环境相匹配的动态能力（Teece，2017；Helfat和Raubitschek，2018；Cenamor等，2019）。平台企业动态能力如何形成以及对企业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是目前管理学界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博士论文怎么写
..........................
1.2 研究问题
立足于我国平台企业实践情境，基于最优区分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提出本研究的核心研究主题：最优区分理论下动态能力的前因及结果关系研究。最优区分理论，关注企业求同存异问题。在动态能力的前因方面关注“存异”问题，关注叙事独特和差异化战略是如何造成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进而影响动态能力。此外，在动态能力边界条件方面主要关注“求同”问题，选取一些能够增强企业合法性的变量，在动态能力的结果方面关注动态能力与绩效的关系，同时进一步关注不同竞争压力和制度压力下动态能力不同维度的协作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为了对此进行深入剖析，本研究围绕三个视角（即意义建构视角、竞争视角、组态（Configurations）视角），对应最优区分理论下从象征性行为到实质性行为、象征性行为和实质性行为共存如何影响动态能力及绩效的模型，分别结合最优区分理论的前沿观点、不同视角下动态能力的前因研究、动态能力的结果研究以及我国平台企业实践的情境特征，构建了如图1.2所示的系统性研究框架，具体围绕以下三个视角的子研究展开系统性研究。
1.2.1 子研究一
微观基础是较低分析水平上的基本心理解释（Felin等，2015），研究的目的是在低于现象本身的分析水平上提供理论和经验解释，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究动态能力的前因以旨在揭示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以往研究多关注于认知特征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李小青和胡朝霞，2016；Ener和Hakan，2019），尽管较少，但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认知过程特征尤其是意义建构过程对动态能力的影响（Pandza和Thorpe，2009；邓少军和芮明杰，2010；罗瑾琏等，2022）。意义建构通常通过共享的叙事、吸引人的修辞以及文化上强大的类比和隐喻来实现（Thomas和Ritala，2022）。其中，叙事理论将战略管理作为一种象征性行为进行探讨，战略的叙事观点强调语言如何用于意义建构，因此，叙事研究探索了企业如何应用叙事影响组织利益相关者理解和影响彼此的行为（Barry和Elmes，1997）。已有研究关注到了独特的叙事对身份建构、资源获取、知识共享、创新、机会创造以及绩效的影响（Martens等，2007；Geiger和Schreyogg，2012；Garud和Giuliani，2013；Sergeeva和Trifilova，2018；张慧玉和程乐，2017 ；Taeuscher等，2021），然而叙事独特性与动态能力的关系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仅有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探讨（Suddaby等，2020），实证层面上的进一步验证仍旧匮乏。事实上，企业既可以利用独特且合法的叙事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从而实现资源获取（Taeuscher等，2021），还可以通过叙事招募行业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来支持推进公司战略目标，进而构成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Suddaby等，2020）。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2.1 平台企业的界定
围绕平台企业的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Wheelwright和Clark（1992）提出的，平台是满足核心客户群需求的产品，能够通过添加、替换或删除功能进行修改。随后，技术管理视角强调公共技术架构或模块系统的开发者与运营者（Cennamo和Santalo，2013；Gawer，2014；Satish等，2018）。Muffato和Roveda（2000）将平台定义为在一系列产品中共享的子系统和接口，通过有意识的计划和开发产品实现价值创造。Gawer和Henderson（2007）强调平台企业的附加功能是为其他主体构建相关互补产品或服务的基础，通过间接网络效应来提高核心互补品对平台的价值。Nambisan等（2018）提出平台企业是指拥有核心技术架构或互补模块系统的开发者和运营者。产业组织经济学视角强调双边或多边市场特征（Weyl，2010；Hagiu，2014）。Hagiu（2014）认为，平台企业是通过为双边或多边市场担当交易中介，促进产品、服务或技术实现交易的组织。Mcintyre和Srinivasan（2017）研究了网络效应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认为平台企业的价值创造依赖于与其互动的其他网络用户，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促进了平台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视角提出平台企业是协调安排不同利益群体，成功构建平台、承担治理功能并处于平台生态系统中心位置的组织（Eisenmann等，2011； Eckhardt等，2018）。Eckhardt等（2018）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指出平台企业拥有核心地位，是构建开放型平台以协调不同主体进行价值创造并进行治理的组织。本研究采用战略管理视角的观点来定义平台企业，即平台企业是通过构建平台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价值创造，并处于平台生态系统中心位置的组织。
一方面，对平台市场而言，客户和利益相关者对新颖性的期望较高，通过叙事的意义建构过程构建独特的身份对于合法性构建及资源获取十分重要（Taeuscher，2021）。事实上，企业既可以利用独特且合法的叙事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从而实现资源获取（Taeuscher等，2021），还可以通过叙事招募行业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来支持推进公司战略目标，进而构成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Suddaby等，2020）。最优区分理论为解决解释叙事独特性和动态能力的关系提供了指导，叙事行为体现了组织意义建构的努力（Wolfe和Shepherd，2013），通过独特的叙事诉诸平台企业独特且合法身份，构建令人信服的未来情景，管理者可以招募行业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来支持推进公司战略目标，进而构成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Suddaby等，2020）。因而，最优区分理论下叙事独特性影响动态能力的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现实中多数平台基于独特性逻辑采取差异化战略来获得独特的战略定位（Cennamo和Santalo，2013；王节祥等，2021），以往独特性战略定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大多数研究认为差异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Chen等，2017；郑兵云等，2011；González-Benito 和Suárez-González，2010；Leitner和Güldenberg , 2010）、曲线关系（Taeuscher和Rothe，2021）或者没有关系（Bayraktar等，2017；Felzensztein和Gimmon，2014）。
................................
2.2 最优区分理论
2.2.1 核心思想
近年来，最优区分理论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Brewer（1991）从社会心理学出发，最早提出了最优区分理论模型，其中社会认同被视为对同化和区别于他人的提出需求的调和，社会认同源于人类对与他人相似的需求（一方面）和对独特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之间的根本张力，个人需要根据独特的类别成员资格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个人要避免过于个性化或过于同质化，一般来说，模型假设个人通过在自我和相关他人之间保持某种中等程度的相似性来满足这些需求。随着最优区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也被逐渐应用到了管理研究中。企业层面的最优区分研究来自组织、战略、制度、创业、创新等领域。
战略管理和制度理论是最优区分理论的理论基础。战略管理和制度理论起源于同一时代。在1970年代，伴随着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商业政策及规划部（Business Policy and Planning Division）的成立，战略管理研究逐渐成型，而1980《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的创立更加牢固了战略管理研究（Hambrick和Chen，2008），战略管理往往强调企业如何基于独特资源和能力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而管理学领域的制度理论兴起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美国管理学会组织与管理理论部（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Division）的社会学研究，制度理论强调来自企业外部的一致性压力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正是Deephouse将最优区分理论框架扩展到了组织层面。特别是，Deephouse（1999）阐述了战略平衡理论，提出公司面临“一致和差异化之间的权衡”，并通过在组织战略中“尽可能不同”来解决这种权衡。制度理论为最优区分理论的一致性方面奠定了基础，即关注合法性方面的变量。而战略管理理论则解决了差异化方面，它关注组织如何通过利用使它们与众不同、独特和有价值的东西来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Barney，1991），关注组织独特性方面的变量。在整个概念的演变过程中，最优区分理论强调了在相同和不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极端之间的权衡，同时主张在对立的压力之间取得平衡。这已在各种组织环境中观察到，从创业到市场类别的出现，再到成熟组织的受众评价。因此，在研究最优区分理论方面的重大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已证明最优区分代表了组织在广泛情境下如何努力解决独特性和合法性问题。
................................
第3章 意义建构视角下平台企业叙事独特性与动态能力关系研究..............51
3.1 问题的提出 .................................. 51
3.2 假设提出及理论模型 .................. 54
第4章 竞争视角下平台企业差异化战略、动态能力与绩效关系研究 .............................. 83
4.1 问题的提出 ...................................... 83
4.2 假设提出及理论模型 ...................... 84
第5章 组态视角下平台企业动态能力前因及结果影响研究 .......... 107
5.1 问题的提出 ...................... 107
5.2 平台企业动态能力的前因组态模型研究 ................ 108
第5章 组态视角下平台企业动态能力前因及结果影响研究
5.1 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带给平台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平台企业在各领域涌现。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下环境的不稳定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日益增加（Sousa-Zomer等，2020），威胁着这些平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管理实践逐渐从线性管理转向非线性的平台生态管理，平台企业需要考虑意义建构、企业实践活动以及外部环境等多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以解决复杂的平台管理问题。基于传统方法下的理论研究无法较好地揭示平台企业的复杂性管理问题，越来越多地学者提倡采用不对称的组态视角，来检验驱动管理现象的复杂性（杜运周和贾良定, 2017；Furnari等，2020）。组态理论源于系统思维，强调组织是错综复杂的整体系统，组态理论要考虑多方面的相互依赖性而不是二元关系（Furnari等，2020），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依赖于实证主义的定量方法，其中应用最多的方法为横截面的调查研究（Suddaby等，2015），这些传统回归方法仅关注自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平均净效应，由此导致了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线性关系来感知社会世界（Delbridge和Fiss，2013）。考虑到传统回归分析方法与企业现实情况存在割裂，企业管理和行为决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指导企业实践、探索提升动态能力、企业绩效的路径同时，本文使用组态视角来探索多方面因素对企业动态能力、企业绩效的组态影响。
子研究一和子研究二分别从不同理论视角对平台企业的最优区分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丰富了现有最优区分、动态能力理论的研究，为进一步的整合研究提供了基础。子研究一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研究了企业精妙的叙事战略所引致的合法性与竞争性张力，讨论了叙事独特性的意义建构过程如何有利于企业冗余资源获取与留存、动态能力构建及提升，探究了数字技术应用、政府补助如何增强叙事独特性与冗余资源的关系。因而，叙事独特性可以视为实现独特性机制的行为，数字技术是企业独特的资源，数字技术应用也可以视为企业实现独特性的机制，政府补助可以视为企业获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认同、合法性的途径。
博士论文参考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总结
本研究基于我国平台企业情境，探究了最优区分理论下动态能力与其前因及结果的关系。具体地，本研究围绕意义建构视角、竞争视角以及组态视角，设计了三个子研究，基于三个子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子研究一聚焦于意义建构视角下的叙事独特性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探索叙事独特性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获取冗余资源进而构建动态能力的过程，同时探究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政府补助水平的平台企业如何利用叙事独特性巧妙地披露企业偏离行业的信息，以平衡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可信度和新颖性，从而揭示动态能力的微观基础。研究发现：首先，叙事独特性通过意义建构过程，诉诸平台企业身份，推动管理者关于企业发展方向的认知变革，为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行动赋予意义，进而提供了动态能力从潜在向现实转化的机制，研究证明了叙事独特性与动态能力的正相关关系。其次，平台企业通过叙事传递的身份独特性既可以帮助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也能彰显平台企业自身的独特性进而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进而获取多余的资源来构建冗余资源，研究证明了叙事独特性与冗余资源的正相关关系。再次，高水平叙事独特性通过吸引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寻求支持，通过与政府、金融机构和渠道合作伙伴的建立密切社会关系来获取较高的冗余资源，同时叙事独特性引发和塑造组织成员偏向高风险的市场偏离行动，而这些行动又会提升公司持有冗余资源的动机。而高水平的冗余资源使得企业更有可能在冲击期间生存、维持运营并利用新机会，刺激跨界的知识创造，增加实验、创新和冒险，提升动态能力，研究证明了冗余资源在叙事独特性和动态能力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再次，数字技术作为平台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受到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高水平的数字技术应用向利益相关者释放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平台企业独特的叙事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研究也发现了，高数字技术应用强化了叙事独特性对冗余资源的正向关系。最后，与高地位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是获取合法性的重要途径，企业与政府具有联系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政府补助，政府补助既可以为企业提供重要资源，还可以帮助企业发布合法性信号，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评价。研究证明了政府补助增强了叙事独特性对冗余资源的正向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