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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摘要
博士论文摘要万能模板一：预算责任主体背景特征、预算松弛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
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强化内部控制、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管理控制手段。为了完成特定的生产目标或经营计划,企业所制定的预算计划以货币、现金流以及具体规划描述的形式,对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并合理配置了企业所拥有的有限资源。预算管理在企业内部发挥了强大的控制功能,企业所制定预算目标的完成度可被作为其业绩评价的标准。另外,预算目标与企业的激励机制也紧密相连。预算目标的制定是企业实施全面预算管理的起点,它奠定了预算管理系统有效运转的基础。然而,预算松弛问题影响着预算目标难度的确定,进而阻碍了全面预算管理的控制功能在企业内的有效发挥。从国外的研究证据可以看出,预算松弛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的预算管理中（Dunk&Nouri,1998）。Merchant（1985）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电子行业中企业的预算管理行为,发现经理人所制定的预算计划中存在着明显的松弛,并且当经理人的业绩考评与预算计划的完成情况相挂钩时,预算松弛出现的概率会明显增加。Merchant&Manzoni（1989）的研究发现其调查样本内有80%的总经理明确表示他们所制定的预算计划中存在着松弛,并认为其员工都能在较为“宽松”的预算计划内受益。Indjejikian&Nanda（2002）发现企业经理获得的超额奖金具有高度连续性,这意味着预算松弛不仅存在而且具有持续性。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推行全面预算管理,经过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广和规范执行要求,我国企业已普遍实施了全面预算管理并在实务中积累了重要的工作经验（于增彪等,2004）。我国上市公司的货币薪酬激励契约和业绩考评通常与预算管理挂钩（潘飞等,2006;叶建芳等,2014）,刘浩等（2015）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倾向于通过事前谈判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松弛以减少其薪酬考核目标的难度。由此可见,预算松弛现象也广泛存在于我国企业的预算管理中。现行研究对于预算松弛的看法并不统一,委托代理理论将预算松弛解释为采用预算管理必定会导致的一种效率损失。当企业将预算计划完成情况与业绩评价标准相挂钩时,下层经理在预算编制中会利用其所掌握的预算信息蓄意制造松弛,使得预算目标难度降低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然而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影响公司预算管理的有效性。权变理论则认为预算松弛是企业为了应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做出的一种选择（Chenhall,2003）,宽松的业绩目标可以激励员工在复杂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现（Kelly et al.,2014）,Li（2015）发现宽松的预算目标明显激发了员工的创新积极性。本文回顾了预算松弛的相关研究文献,并比较了现行三种社会科学视角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预算松弛研究。本文欲研究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建立预算松弛的行为是否存在区别,经过讨论后将分析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视角之下,以个人心理因素作为切入点结合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心理学基本观点进行分析。首先结合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对预算松弛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知道预算松弛是企业高管自利行为的一种策略选择,而高管的心理因素发生变化会使其对这种策略的选择做出调整。现有研究已证明内在道德感、程序正义、对声誉的考虑等,都会影响高管建立预算松弛的行为倾向性（Libby,2003;Little et al.,2002;Stevens,2002;Wentzel,2004）。本文借鉴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以预算责任主体的背景特征测度其心理结构,再结合行为经济学中的瘾理论对高管建立预算松弛的习惯进行分析,可以知道与高管的个人经历或社会影响有关的心理因素都会影响其建立预算松弛的行为习惯。本文以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了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预算数据,以此计算得到预算松弛的数据。文章进行理论推导得出,高管的政治背景强度、相关工作经历、性别特征以及学历特征都可能会影响其建立预算松弛的行为倾向性。考虑到高管背景特征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董事长、CEO和CFO作为企业高管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假说的建立。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政治关联越紧密的CEO建立预算松弛的程度相对较低;（2）具有财会或金融相关工作经历的CEO相比于没有此类工作经历的CEO更容易建立较多的预算松弛;（3）女性董事长相比于男性董事长更倾向于通过包含更多预算松弛的预算计划;（4）学历较高的CFO相比学历较低的CFO更不容易建立预算松弛。具体来看,政治背景强的CEO除公司的工作外还需要特别维护个人声誉,他们会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预算编制中不会偏好较多的预算松弛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威胁到其声誉和政治身份。CEO具有财务或者金融相关的工作经历意味着他们拥有财会专业知识的优势,因此他们在预算编制中显得更加自信且工作得心应手。为了提高自身和下级员工的报酬、保持个人工作能力评价并增加工作的灵活性,这类CEO更容易利用专业知识和职位便利在预算编制中建立预算松弛;董事长重视公司的长期发展和业绩的可持续性增长,女性董事长相比男性董事长行事更加谨慎、保守,为了增加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分散市场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以及减少下层经理有害的利润操作行为,女性董事长偏好预算目标难度更低的预算计划,其包含的预算松弛较多;高学历的CFO接受的社会道德教育更加充分,他们所形成的强烈道德感抑制了其出于追求个人利益动机去建立预算松弛的行为。由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可知,预算松弛是企业高管自利行为的一种策略选择,而这种策略选择会损害公司的利益。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预算松弛可能对公司利益带来的损害,文章探究了预算松弛与公司的几种重要的经济特征存在的关联。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预算松弛程度与公司市场价值显著负相关;（2）预算松弛的存在会使得公司未来年度的盈余管理水平下降;（3）预算松弛与公司承担的市场风险显著正相关。具体来看,公司价值受到市场内投资者的影响,当预算松弛被视作一种不良信号传递到市场内时,投资者会降低对该公司的投资比例,因而该公司的市场估值会下降,公司价值也会下降;预算松弛会降低企业的经营目标难度,管理者的薪酬也更容易达到较高水平,此时他们会减少为了提高自身收益而进行的粉饰性盈余管理行为,这反映为企业次年的盈余管理水平降低;当管理者了解公司的预算计划中包含预算松弛时,其业绩目标难度会显著降低,预算松弛的存在已经为他们降低了一定的工作失败风险,此时他们更愿意去选择风险更高收益更大的投资项目,公司承担的风险也会相应升高。本文主要存在以下几点贡献:第一,为预算松弛影响动因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是对预算松弛问题实证研究证据的补充。现有关于预算松弛动因的文献多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程新生,2008;郑石桥和王建军,2008;Young,1985）,关注信息不对称、管理者行为、报酬方案等。个人因素方面关注得较多的是高管声誉和个人道德及责任感（Douglas,2002;Webb,2002;Yuen,2004）,研究方法多为问卷调查,实证研究证据较为稀少。借鉴“高层阶梯理论”的观点,本文采用高管的背景特征对其心理结构进行测度,研究了高管背景特征与其建立预算松弛倾向性的关系,为高管个人特征因素与预算松弛关系的实证研究做出了增量性贡献;第二,本文创新地将行为经济学理论引入预算松弛的动因研究中,弥补了以往同类文献中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时的不足。委托代理理论将预算松弛解释为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这可以作为本文分析时的一个基础支撑。然而委托代理理论在分析时将高管假设为完全理性且偏好一致,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行为经济学理论有助于分析实际情况中企业高管的不同心理特征对其建立预算松弛行为倾向性的影响,为将预算松弛动因研究落到个体特征层面上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分析支持;第三,本文通过研究预算松弛与公司三类重要经济特征的关系,为预算松弛可能对公司带来的经济后果做出了实证研究证据的补充。已有文献对预算松弛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结论并不统一,而关于预算松弛与公司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更是鲜有,本文填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缺。公司价值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公司的长期业绩,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预算松弛会损害公司价值及长期业绩,企业应尽量减少预算松弛。关于预算松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结论与已有文献相同（雒敏,2010;潘飞和程明,2007）,而预算松弛与公司市场风险的关系先前未被研究过。本文对预算松弛与公司市场风险的相关性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上都做出了边际贡献,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对预算松弛与公司研发创新的关系展开研究;第四,研究结论可以帮助完善现代公司的治理机制,优化企业预算管理过程,使公司处于长期有利的发展中。本文有助于公司在聘请高管时,可以根据公司自身的预算松弛习惯,对不同背景特征的高管进行筛选,优化公司的高管团队结构。另外,参考本文对预算松弛与公司几类重要经济特征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公司可以将预算松弛作为一项经济指标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受到的不良影响,及时调整公司次年的预算计划以有效控制预算松弛问题,使公司的几项重要经济特征处于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范围内。
财务管理论文摘要
博士论文摘要万能模板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模式研究 ——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第一次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明确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即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领域的基础,又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柱,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围绕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财政职能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进入了新时代,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而开始走向国家治理。同时,监督实践也有了一些新举措,如把预算监督作为财政业务流程,进一步明确财政监督融入并服务于财政管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探索研究财政监督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实施预算评审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建设、业务方法等。然而,从监督职能范畴角度考察,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作为其关键构成部分,监督的具体目标、内容、依据、手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停滞状态,监督实践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制约了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整体有效性发挥,也不利于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问题还在于,不论是资产规模还是盈利水平,或是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现有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决定了探讨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并基于这一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一系列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那么,这一论题要回答的是:财政监督是财政的手段还是具体的职能呢?新时代下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尤其是内涵所涉及的职能目标、职能依据、职能范围和职能手段等要素结构又有哪些新变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仅仅是履行出资人职责吗?如何看待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身份及其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如何?又应怎样构建监督框架呢?基于此,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项基本职能。探析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基础,研究财政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的职能依据等,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是本论文的研究所在。为此,本文依据国家治理和国家权力理论展开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研究,共分为7章,大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按照国家治理理论,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目标、范围、依据和手段等基本要素进行阐述,以此作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出发点;其次,立足财政的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内涵,尤其突出“国家四元权力”的职能依据,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框架和模式。第三,结合详实的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现状,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四,探寻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指标,开展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研究,为新时代加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提供重要的实证基础;并结合现行监督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路径选择。关于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创新与不足等,论文第1章绪论部分对此作了说明。第2章是财政职能种类结构及其监督职能研究述评。本章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梳理总结财政及财政职能种类结构的不同观点,分析财政监督是否属于财政固有的职能;二是梳理总结有关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内容、职能依据和手段等要素结构的不同观点。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偏重于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来概括财政职能及财政监督,缺乏对财政监督属性的明确认识;对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与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不相适应;财政监督职能依据没有系统的阐述;财政监督职能范围不全面,缺乏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研究等等。最后,本章明确提出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指出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探索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新模式是本文研究所在。第3章是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探析。本章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针对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研究不齐全不清晰的问题,重点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将财政监督职能的外延和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在内的“多中心”、“多维度”的全域视野,并以此形成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基础。第4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分析。本章基于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的拓展性研究,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鉴于职能依据是职能要素的核心,职能目标、范围、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本章重点对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依据的“国家四元权力”进行具体阐述,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是财政监督依据的特殊权力。其次,创新提出财政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并对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身份下的财政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使之与“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最后,探析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目标、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要素内涵,由此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理论框架和模式。第5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与问题。本章首先使用详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现状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现状,一方面指出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总结现行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包括监督身份不完整、监督依据不充分、监督边界不清晰、监督范围不全面、监督手段不高效等,得出新时代强化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6章是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章基于财政作为公共出资人对商业银行监督的视角,利用14家上市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选取商业银行经营绩效（ROA）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持股比例作为衡量财政监督力度的关键解释变量,并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同时选择是否国有绝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属性两个虚拟变量来替代关键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验证。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持股比例越多,财政的监督力度越大,从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越好。这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提供了证据,也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第7章是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的具体内容。本章以构建的财政对商业银行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模式提出具体内容。一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税收收入和使用相关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二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国家的财产权力监督商业银行国有金融资本的具体内容,主要围绕分配、监督、管理等三个环节,重点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阐述。三是财政作为公共管理者,凭借特殊的政治权力即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商业银行缴纳的政府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入进行监督的具体内容。四是财政作为公共出资者,凭借特殊的财产权力即国家的信用权力对商业银行参与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监督的具体内容。本文的创新之处有:1.立足于从财政及其监督职能的外部结构即种类结构,以及内在结构即要素结构的新视角,来梳理和明确财政监督的职能理论,论定财政监督不仅是财政的一种手段,而且是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能。基于现有文献关于财政、财政职能等理论的相关阐述,偏重从纯经济和职能种类结构,即职能外部结构来概括,而从国家治理角度出发,认可财政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还具有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而赞同新时代下财政的“五职能论”,明确了对财政监督属性的理解:即财政监督不仅仅是财政的手段,其本质更是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监督职能和财政的配置资源、分配收入、稳定经济、维护国家的职能同属财政职能,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促进财政其他职能目标的实现。正因为财政监督作为重要的职能,在财政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时,相应地,财政监督职能需要从经济领域进入国家治理层面。2.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结构,即职能的要素结构:职能定义、职能依据、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手段等作了新的探索。现有的研究文献阐述中,财政监督职能的内在要素要么不明确清晰,要么只有职能定义、职能目标和职能手段,且囿于经济视角。本文以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础,首次对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定义、职能目标、职能范围、职能依据和职能手段等要素进行了系统的拓展性研究。首次提出财政监督职能是指在对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中,财政具备的对财政分配活动和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活动进行真实反映、规范约束、提升绩效的监督管理功能。财政监督职能主要目标是根据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财政经济杠杆来规范分配秩序,全面加强财政预算管理,防范财政金融风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确保经济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以及促进政治文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环保等。财政监督职能范畴持续扩展,最终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领域,并且通过对全口径政府预算监督、财政收支监督、国有资本监督、金融监督等职能手段实现。3.立足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要素结构,以职能依据为核心,以职能目标、范围、手段等为规范和表现,探索性地提出财政以公共管理者和公共出资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财产权力、行政管理权力和信用权力等“国家四元权力”,构建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本文认为,监督职能要素中,职能依据是核心,职能目标、范围和手段都是职能依据的规范和表现,然而现有文献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理论、宪政经济学理论等,未与财政、财政职能等基础理论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使得对财政监督职能依据的归纳显得零散和片面。本文基于财政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提出财政监督职能及其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依据的是“国家四元权力”:即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等一般权力、行政管理权力与信用权力等特殊权力。同时提出财政不仅是以出资者的身份,而且是以公共出资者和公共管理者双重身份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督,并对此作了详细阐述,使之与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国家四元权力”依据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按照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要素结构,创新构建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模式,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上市银行数据进一步验证新时代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有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尽管本文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之处,但由于研究手段、研究时间和笔者能力限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本文探讨财政监督职能等基础性问题,理论性分析相对较强,实证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基于新时代财政监督职能的视角研究财政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涉及到国家治理、国家权力等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理论,同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业务品种繁多且专业性较强,因此,本研究虽初步形成了财政对商业银行监督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加强。
博士论文摘要万能模板三：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两阶段配置的效率评价与提升研究
研究型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中坚力量,其内部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助于各项办学职能的充分发挥,从而对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根据研究型大学知识成果的阶段性产出规律,将财务资源配置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并选择以“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两阶段配置的效率评价与提升”为主题展开研究,旨在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财务资源配置管理提供参考。本文首先梳理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界定了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的范畴和宏微观配置的内涵,论述了财务资源配置中的资源基础理论和知识流理论,阐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并综述了相关的效率评价方法、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和效率提升方法的研究,进而提出了本研究主要解决的问题。其次,建立了本文的基本理论模型,通过分析研究型大学的特征,阐明了财务资源配置目标两个层次的内涵,据此构建了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的两阶段理论模型,具体包含“无形资源积累”阶段和“职能成果产出”阶段,并建立了基于两阶段链式共享投入关联网络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效率测算模型。第三,构建了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初始投入、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三类指标,进而实证评价了中国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总体和两个阶段的相对效率,并将网络DEA方法与传统DEA方法进行了对比。第四,探索了财务资源使用者在两阶段配置中的影响机制,联合分析了财务资源的配置过程和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规律,建立了财务资源使用者对两个配置阶段财务资源利用率决定性影响的理论框架,进而利用Tobit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研究型大学各类财务资源使用者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发挥情况。最后,基于前述研究成果,探查了财务资源两阶段配置的效率提升路径,将研究型大学依据两个配置阶段效率的高低分为四种类型,据此建立了五条效率提升的理论路径,进而利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实证检验了理论路径的可行性,最终得出了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方法与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构建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的两阶段理论模型与测算模型。针对现有研究仅从最终产出视角评价总体效率导致结果无法反映中间产出效率情况的不足,本文根据研究型大学知识成果的阶段性产出规律,以无形资源作为财务资源配置的中间产出,并明确财务资源配置目标的积累无形资源最大化与产出各项职能成果最大化两个层次的内涵,据此构建配置效率评价的两阶段理论模型,以及基于两阶段链式共享投入关联网络DEA的测算模型,进而通过评价实证研究反映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两个配置阶段的效率变化趋势,并通过与传统DEA方法的对比,验证基于网络DEA的效率测算模型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为探查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变化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算法支撑。第二,揭示财务资源使用者通过知识流过程对两个配置阶段各项财务资源利用率的影响机制。针对现有研究仅从现象层面分析零散的效率影响因素导致结果解释力度不足的缺憾,本文联合分析财务资源的配置过程与知识流过程,明确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使用者异质性特征的决定性作用,据此建立财务资源使用者影响两个配置阶段各项财务资源利用率的理论框架,以及基于三阶段DEA和Tobit回归的计量分析模型,并实证揭示各类财务资源使用者由于知识储量和知识流推动能力的内在差异及发挥程度不同,对财务资源利用率产生积极、消极和不显著影响的情况,从知识流理论视角提升了财务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第三,验证基于研究型大学效率类型转变的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理论提升路径的可行性。针对现有研究局限于规范性探讨效率提升方法导致得出的对策建议适用性不强的缺憾,本文根据两阶段配置效率评价结果的高低,划分研究型大学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类型,并考虑财务资源使用者的决定性影响,建立基于效率类型转变的理论提升路径,进而通过多案例研究实证检验理论路径的可行性,揭示职能成果产出阶段是无形资源积累阶段配置效率提升前提的规律,从加强财务资源使用者管理角度建立提升方法与对策建议,为研究型大学选择和制定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路径与方法提供了决策支持。
博士论文摘要万能模板四：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资产管理绩效评价
随着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以下简称高校）国有资产快速增长,如何管理好、分配好、使用好高校国有资产成为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性于学校事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通过对其不断的加强和完善,首先达到防止资产流失的目的,进而保证国有资产的价值,从而达到升值的目的,以此促进高校内国有资产使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所能带来的双面效益——即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效益。绩效观念在近些年间深入到我国财政管理的每一领域内,且在各个领域中彰显其效果,然而其在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实践中略显不成熟,绩效观念在该领域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在高等院校的国有资产管理中,其重难点是针对高校国有资产的使用绩效评价。因此,对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的引入与探索,才能使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有关于公共财政管理的期待目标。本文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和《国有资产决算报表》2015年数据,从高校整体资产、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对外投资和无形资产六大方面,全面分析了教育部直属高校存量资产的数量、价值、结构和分布状况,重点构建了反应高校事业资产保障水平、管理水平和运行水平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校事业资产管理绩效做了尝试性评价。论文阐述了高校事业性资产的范畴和特点,并从高校整体资产、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对外投资五个方面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资产基本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进而从深层次剖析当下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既存问题及发生原因。系统梳理了国外高校资产管理绩效评价运用和绩效指标体系,以及基于财务管理角度的国内高校教育经济效率评价的历史发展、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发展与绩效评价的运用现状。特别是引入绩效管理理论对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事业资产管理状况进行了评价。论文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为样本,综合事业资产信息公开的内容,建立基于高校事业资产保障水平、管理水平和运行水平的三级指标体系,并以教育部直属高校2015年资产管理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了非线性综合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资产管理绩效进行了尝试性评价。最后,还基于对教育部直属高校事业资产管理现状的分析和资产管理绩效评估结果,从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自身两个维度,对我国高校事业资产管理提出改革措施建议。
博士论文摘要万能模板五：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研究
中国企业经过早期粗放式发展之后,逐渐暴露出后劲不足、企业成长性偏低的问题,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企业环境,如何提高企业成长性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企业成长受到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性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企业内部因素是影响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企业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拥有的各项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其中,财务资源是各种资源中最重要的,它是企业其他各项资源发挥作用的基础。企业要实现健康成长,必须能够有效应对财务风险和把握有利投资机会,对具有稀缺性的财务资源进行科学配置和及时调整,财务柔性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产生的一种财务动态能力,它是影响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关于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企业内生成长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将企业的财务柔性视为企业的一种动态能力,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确定性是企业环境的基本特征,是企业柔性能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企业在进行财务战略选择与决策过程中会受到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其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健康成长,所以本研究进一步结合财务权变理论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是企业财务战略选择与决策的主体,团队成员之间个人特征的差异可以为企业财务战略选择与决策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进而提高企业决策质量,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因此,本研究进一步结合高阶理论考察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首先,探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效应。本研究梳理了企业成长和财务柔性相关概念和理论,以企业内生成长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理论分析了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的作用机理,进而选择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构建了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中国上市企业总体发展趋势向好,绝大多数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成长性,财务柔性是动态能力理论在财务领域的体现,企业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较低的负债比率事先储备财务柔性,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作用,财务柔性预防属性和利用属性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提高企业成长性。并通过变量替换法以及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理论模型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证实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确实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尽管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财务柔性和企业成长性存在差异,但是不影响二者的正向影响关系。其次,基于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财务战略选择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以财务权变理论为基础,将环境不确定性纳入到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研究框架之中。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研究选择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构建了环境不确定性调节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的理论模型,进而对理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和企业成长性三者关系,并通过变量替换法对理论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证实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即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促进作用越强。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企业可以利用事先储备的财务柔性及时调整企业财务战略,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当企业遭遇来自环境方面因素的不利冲击时,财务柔性可以通过事先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和较低的负债比率,及时调整资本结构,重新合理分配财务资源,使企业平稳渡过危机;而当企业发现有利投资机会时,事先储备了财务柔性的企业可以迅速筹措到资金,抓住有利机遇,实现企业的稳步成长。最后,基于高管团队在企业财务战略选择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以高阶理论为基础,将高管团队异质性纳入到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研究框架之中。从动态能力的管理者认知角度出发,引入了高管团队异质性这一概念,理论分析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构建了高管团队异质性调节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从高管性别、年龄、教育水平、任期和海外背景五个高管人口统计学特征维度,探讨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财务柔性和企业成长性三者关系。并通过变量替换法对理论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证实研究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在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高管性别异质性正向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高管性别异质性程度会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高管年龄异质性负向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降低高管年龄异质性程度会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负向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降低高管高管教育水平异质性程度会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高管任期异质性负向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降低高管任期异质性程度会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高管海外背景异质性正向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高管海外背景异质性程度会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正向影响作用。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财务柔性和企业成长性纳入同一框架,实证验证了影响企业成长的财务柔性因素,拓宽了企业内生成长理论边界。目前,有关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管理领域,尚没有从财务柔性角度研究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文献。为了应对财务风险和把握有利投资机会,合理利用稀缺的财务资源,企业必须事先储备财务柔性,以便能够有效配置和及时调整财务资源,满足企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本文以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丰富了有关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第二,基于财务柔性经济后果角度,研究企业储备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财务柔性经济后果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财务柔性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融资行为和企业绩效方面,尚没有关于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绩效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桥梁,进一步研究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完善了企业财务柔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内容。第三,将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团队异质性纳入到财务柔性和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研究框架,进一步理清了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的作用机制。本文在以企业内生成长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逻辑框架后,结合财务权变理论和高阶理论,从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研究二者对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综上所述,由对财务柔性对企业成长性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可见,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减小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为企业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提供方向;有利于企业提高对财务柔性储备的重视程度,加强对企业环境不确定性的识别与把握,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制定合理的企业人力资源发展策略;有利于投资者对企业成长性的把握与权衡,企业成长性是投资者投资成功的必要条件,通过对财务柔性、环境不确定性和高管团队异质性指标的观测,准确识别出具有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的企业,及时做出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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