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研究发现，从管理的视角而言，行政村合并是政府降低管理成本，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它对农村发展、村民生活提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整合农村有限资源，让分散的人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资料能够重新规划。二是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集中在一处建设较好的村部大楼和公共活动空间等公共设施。
第一章导言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提出要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这也是自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此后，行政村合并正式明确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
行政村合并1最早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进行规范地、全面地地域规划调整也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全国各级政府纷纷推出各具地方特色的建设方案、乡村管理机制改革等，行政村合并现象日益增多，这无疑对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快新型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从新合并村的后续发展上进行观察，还存在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新村管理机制还需要加强。新村合并后，村域的面积增大，新村村民人数也变多了，客观上必然导致管理难度的增加。特别是在目前过渡期的运行体制下，两村村干部都是简单组合在一起，有时会犹豫如何履行职责，且受新村办公场所、村级资产没有完全融合以及沟通协调不够健全等因素影响，新村班子难以形成一个有效整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村日常工作的开展。其次是新村办公场所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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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行政村合并融合方面的研究主要自20世纪80年代的城镇化开始，此后村庄合并开始逐步加快并推向高潮，学者的研究热情也逐渐提高，但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合并前期以及合并方式上，对于合并后的融合问题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有：
第一，在探索合并模式时进行一并考虑的研究。主要观点是研究合并方式要注重多元要素综合考虑。比如秦庆武指出村庄兼并主要有扩张式、扶贫式和联合式，而这几种方式主要是以经济效益为指导，以共同致富促融合。2曹大贵、杨山以南京市郊县冶山镇的行政村合并为例，着重探讨了村庄合并规划以及合并融合的难度。
第二，以整体性理论为指导的研究。主要观点是运用整体性治理，在顶层设计时就考虑撤并对象、撤并目标、撤并后容易产生的问题以及如何走好融合步伐之间的联系并进行有机统一制定政策。比如陶鹏杰详细介绍了以浙江省瑞安市陶山镇沙洲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开展行政村合并的必要性。提出以整体性理论思维出发，如何使撤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属性的改变、村规模大小的调整，而是探索出一条合理有效的路径，让行政村规模调整更有现实意义。
第三，以基层赋权理论视角的研究。比如罗必良从组织制度变迁出发分析村庄兼并内在动因，提出村庄兼并是农村社区的一种制度创新。5黄如意以浙江省温州市某村社规模优化调整中的具体实践，利用社区赋权的理论，试图以树立“全局化”思维，营造村（社）共同体，明确各方权责界定、着眼“功能化”规划，构建多元参与机制，明确村社发展方向等四个视角解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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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行政村合并的背景与过程
第一节行政村溯源
一、行政村的产生与历史脉络
从国家历史的维度来认识行政村，首先就要从自然村落的产生讲起。纵观中国的乡村发展史，随着时间和地理的变化，我国乡村的自然村落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如古代一般将自然村称为“里”或者“邑”，到了近现代，我们一般称为村落、村庄、自然村等。
在中国汉语体系中，“村”这个字出现得时期是比较晚的，但作为自然聚落的原始村落，从考古角度看，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建立。而作为基层行政区划的村的起源，则要追溯到国家的概念诞生以后。自然村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里邑时期、村坞时期以及里社时期。14根据《史记》和《汉书》上的记载，我国在这两个时期都有“里”组织的记录，最早在战国时期秦国的规定是将二十五户明确为一里，而到了汉代建国初期，朝廷发布“令民除秦社稠，立汉社稷”，将一百户划分为一里。这一称呼一直持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乡村农业生产的发展，村坞的称呼开始逐渐取代里邑。之后从隋代和唐代开始，特别是在宋代以后，社会工商业开始萌芽，大量村民集聚到一个区块开始居住，村逐渐演变为里社并存时期，“里”代表朝廷管理延伸到了村，社代表村中自治组织的形成。15这种里社并存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才被新的管理体制所取代。
从我国历史上自然村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朝代的不断更替，不同时期的乡村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管理模式，这些都为后来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文化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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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改革开放后的“并村潮”
从国家的大视角出发，1995年之后，我国的行政村数量就开始呈现下滑趋势，到2000年后，减少的幅度逐渐变大。1985年，我国行政村数量达到94万个，而到了90年代，行政村数量逐步减少到了74万个，到2000年，行政村数量还存有73万个，之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国行政村总数已减少到了66万个。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层面共经历过四次较为明显的行政村合并，而每个时期的合并都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
一、第一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
第一个时期发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村干部是由村级财政直接负责供给的，但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南北部各地的乡村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份的一些地方由于村里财务紧张，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村开始出现了合并现象。这阶段的合并多是由乡村自发进行的，而且村民的意愿也比较强烈，因此合并的阻力是最小的，对合并后的融合问题也相对考虑的较少。这一时期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乡镇这一层面的精简上，出现了乡镇数目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但是乡镇的合并精简并没有连带行政村的大规模合并。18因此在行政村层面，还仅是部分行政村自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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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政府管理与村民认同：一个分析框架................................16
第一节政府管理与政策驱动....................................16
第二节村民认同与情感接纳..................................17
第三节政府管理与村民认同：行政村合并融合的分析框架.........................18
第四章强化管理：政策驱动行政村合并..................21
第一节选好村干部配强新班子......................................21
一、过渡期的维稳与酝酿.................................21
二、换届选举配好新两委..................................23
第五章促进认同：新村村民的融合与接纳..............................33
第一节熟人社会“陌生化”..................................33
一、合并政策对乡村既有秩序的冲击.....................................33
二、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34
第五章促进认同：新村村民的融合与接纳
第一节熟人社会“陌生化”
MPA论文参考
随着国家进入新时期，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从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的古老乡村熟人关系社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口流动的加速，熟人关系网逐渐消退，乡村正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最后变成准“陌生人”社会，而原先的村民对村的情感也随着村里身边人的变化而变淡，与此同时，新的身份认同感没有及时建立，在这一时期，新村村民间的信任隔阂随着出现。
一、合并政策对乡村既有秩序的冲击
行政村合并政策对乡村原生秩序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合并政策之前，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实体，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而在政府出台合并政策后，随着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乡村原有的社会秩序维系机制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治理秩序尚未建立，乡村社会治理便会陷入了新的困境。
从在乡村发展来看，乡村社会原有的秩序不是单纯建立在原有的社会性力量之上，而是在当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与乡村社会在经过了长时间的磨合后形成的一种管理机制。在这种关系里，行政管理的边界与乡村熟人社会的边界达成了较好的平衡。而在政府推行行政村合并后，行政管理的边界逐步扩大，而乡村既有的熟人或半熟人社会边界不仅没有随着扩大，反而越变越小。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乡村规模逐步扩大，而村民的社交圈子仍然遵循人情乡土社会的熟人圈模式，村民对合并后新村的认同情感无法随着合并政策一蹴而就。因此在这段时期，政府合并政策推行后的乡村秩序再造问题将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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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讨论与结论
第一节讨论：行政村合并融合政策与乡村治理
本文从政府管理与村民认同的分析框架出发，将行政村合并融合置于国家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创新乡村管理模式的大背景下，分析促进行政村合并融合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B村的合并融合通过政府政策使村干部、集体资产、党组织、公共服务首先进行合并，同时通过乡村自身加强思想动员、开展文化活动和加大新村村民日常往来提升对新村的归属感。分别从管理和认同两个维度分析台州市椒江区B村的合并案例，探索促进行政村合并融合的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自发或有政策推动的行政村合并已近半个世纪，政府、乡村及各方力量纷纷参与其中，然而行政村合并对新村的实际发展效益还不够彰显，如何将政府的政策真正聚合落地，如何调动村民参与新村建设的主动性和持续性，如何将合并融合形成的凝聚力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仍然是行政村合并后的重点和难点。
一、国家合并政策与新村治理逻辑
行政村合并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村民的认同感，让村民感受到国家推行管理体制改革带来的实惠。行政村合并融合的目的，不是行政村简单从数量上的降低，而是乡村区域建设的优化和治理效能的提高。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行政村合并政策首先要实现的是合并村的资源集中，承担起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同时这也将改变过去村社面积小、人口少的现状。但村的合并不能一味求大求多，应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人口密度等因素，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科学的标准。合理的人口规模和幅员面积不仅有利于有限的村干部开展工作、服务群众，而且有利于本村村民交流合作，提升村民主人翁意识。不合理的规模和区划则会造成新村管理难度大，村民间的矛盾冲突加剧，而村干部及政府疲于解决冲突，从而带来更大的治理隐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