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在职硕士论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学中的同群效应概念拓展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为决策中，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以及触发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激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提升的路径。
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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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迭代升级，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经济形态。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全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作为我国实体经济重要支柱的制造业，其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不仅承担着构建信息化、数字化基础设施的重担，更是我国传统实体经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支撑。
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面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制造企业在技术路线、商业模式、战略运营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均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很难大刀阔斧地进行转型改造，绝大多数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1]。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企业在进行变革决策时往往会将相同群体中的其他企业作为自身行动的参照对象，采取同质化战略以降低转型风险或者“搭便车”，这种个体行为受到同伴群体行为影响的现象，就是企业行为决策的同群效应[2]。而在当前已有的文献中，关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了技术与经济层面，如数字化转型可以助力企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动态创新能力等，对于企业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因素的关注相对不足，这不利于完整地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行为机理与决策逻辑。
因此，本文从企业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影响因素层面出发，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为决策是否受到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影响以及该效应的触发机制，并进一步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来探索促进制造业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的路径。本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从技术与经济层面拓展到了企业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影响因素层面，为探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策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以及整个行业的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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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与架构图
1.2.1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按照以下七个部分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展开研究：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并且阐述了文章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主要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其次，梳理了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包括同群效应的定义及作用机制，同群企业的划分依据，以及企业行为决策中存在的同群现象与影响因素。最后，对上述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研究述评，并着眼于本文的研究内容，找到本文研究主题的切入点。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本章基于已有的文献以及相关理论，再结合本文的研究方向，首先提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可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因素。具体来看，内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相对绩效与企业信息透明度；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市场竞争强度与环境不确定性。 第四章，研究设计。本章首先介绍了研究对象的选取、所使用数据的来源。其次，对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及其测量方式进行了详细阐释。最后，建立了相应的回归模型，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五章，实证结果分析。首先对样本的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进行 Pearson相关性检验，用以确定样本的有效性。其次，通过多元回归和分组回归的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同时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设计。本章引入政府这一第三方角色，剖析政府调控对行业竞争和企业间信息传递的影响，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围绕信息传递和行业竞争两个方面，探究政府调控与企业管理如何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措施。
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该部分针对前文的实证结果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对本文研究所存在的局限之处予以指出，阐述后续有待拓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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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2.1.1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国外学者Morton（1991）提出，在企业内部有效实施数字技术很可能会引发企业产生本质性转变，这被认为是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开端[3 ]。此后，Coile（2000）在针对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医疗模式中，创新型地提出了“数字化转型”一词[4]。早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内部的 IT 项目，如Legner等（2017）认为企业应用ERP、CRM 等管理信息系统改进组织范围内的业务流程和操作程序，就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5]。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George等（2018）将数字化转型解释成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嵌入式设备等数字技术改善用户体验、简化运营模式和创建新的业务模式等，实现重大业务的转型[6]。刘淑春等（2021）基于管理学的视角，界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在科学的管理思想的指引下，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到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多个环节，以提高组织韧性、敏捷性与综合竞争能力等[7]。
虽然学者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明确承认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提。根据麦肯锡数字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行业数字化指数”显示，中国的ICT产业、金融行业都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数字化水平，而其他行业与数字化融合的趋势也正在不断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关于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我国学者孟凡生、宋鹏（2022）基于产业链的视角，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看作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数字化技术与制造工艺的融合，通过数据平台管控工艺流程中的每个环节，实现大数据的精准管理，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8]。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变革，还涉及了组织管理、商业模式、决策模式和创新模式等方方面面。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视角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引进数字化技术，对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进行优化，由刚性结构到柔性结构，不断突破传统工业化体系下的路径依赖[9]。我国学者梁玲玲等（2022）进一步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具有动态性、持续性和适应性特点的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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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同群效应的相关研究
2.2.1同群效应的内涵及产生机理
同群效应(peer effect)最早来自教育学领域，用来研究个体互动行为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之后才被引入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Manski(1993)将同伴之间的影响所产生的非市场互动称为内生互动，在这种影响和互动中，个体的行为决策会随着所在群体的行为活动而发生改变，并且个体行为会通过群体内的正反馈不断强化 [28 ]。Glaeser（2003）曾指出，若个体行为受到平等关系中的其他人与自身相互作用的影响，就可以认定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效应并不局限于个体角度，政府机关、学校、企业等机构也包括在内[29 ]。不同于“羊群效应”的盲目从众，同群效应更加注重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强调企业的理性学习和模仿。国内外学者针对经济领域中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对企业同群效应的产生做出了丰富研究。Leary 和Roberts (2014)明确指出，企业在面对市场选择时，并非单独面对市场来做出最优决策，而是会受到同行业内其他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从而使自身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发生变化[30 ]。对于同群效应的定义，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基本一致，即群体内某一个体的行为受群体内其他个体影响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该效应是存在于具有相似的背景经历或其他相似特征的群体内。
关于同群效应的产生机理，Manski在《社会交互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系统地从期望互动、偏好互动和行动限制互动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其中，期望互动机制（Expectation Interaction）认为个体会通过观察和学习同伴的行为来提高自身行为决策的质量。社会互动的过程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对于信息获取丰富且准确的个体，会较为理性地依赖自身拥有的信息，而相对弱化同群信息的重要性；但当个体对自有的信息质量产生怀疑时，则会更加依赖同群群体的专业信息。偏好互动机制（Preference Interaction）基于委托代理问题的角度指出，经理人在进行企业决策时，尤其是对于能力较低的经理人，考虑到自身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通过学习和模仿其他经理人的行为决策能避免其低能力水平被发现的事实。行动限制互动机制（ConstraintInteraction）则是指外部环境等因素对企业的决策集合设置了某一种限制，该限制改变了企业决策的选择集合，为了寻求“组织行为的合法性”，企业往往追随其他人的脚步，因而产生了同群效应[31 ]。此外，其他学者也对企业行为中的同群现象做出了大量分析，主流观点主要是基于信息理论与竞争理论，将企业行为同群效应的产生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的“避害”动机，如Conlisk（1980）基于信息理论，设计了信息不对称动态模型，当企业发现独立获取、分析信息的决策过程存在较高的成本时，倾向于通过模仿和学习他人的“搭便车”行为来获得更好的经营成效，由此导致同群效应的产生[32 ]；Nagarajan等（1992）研究了当同伴的行动被视为有效信息来源时如何改变个人决策[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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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5
3.1理论基础 ······························· 15
3.1.1社会学习理论 ······················ 15
3.1.2信号传递理论 ···························· 15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1
4.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21
4.2变量定义 ································· 21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29
5.1描述性统计 ··························· 29
5.2相关性分析 ································· 30
第六章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设计
6.1激励机制的思路设计
政府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监管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上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受到企业绩效、信息披露、行业竞争、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良好的信息披露环境依托于政府制定的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行业竞争有赖于政府的有力监督，环境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保障。因此，只有充分考虑了政府的作用，才能合理设计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激励机制，有效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带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设计思路：
在职硕士论文参考
一方面，企业在主观层面决定了同群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影响着同群效应的有效传导和循环回路的形成。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的信息披露，决定着其他企业能否获取到关于数字化转型的信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企业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寡、信息获取的及时性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能否产生正向影响的关键环节，只有完整、及时、高效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才能充分发挥同群效应的正向作用；在信息利用过程中，企业能否在获取到高质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相关信息进行正确解读和利用，决定了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能否顺利发挥带动作用。在行业竞争方面，企业的竞争态度、竞争措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循环回路的形成至关重要，只有守住底线约束，有序地开展竞争，才能充分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助力企业间进行有效沟通反馈，从而促进行业的整体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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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研究结论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学中的同群效应概念拓展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为决策中，选取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以及触发机制，并进一步讨论了激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提升的路径，取得了以下研究结论：
（1）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存在明显的行业同群现象，即行业同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行为决策对焦点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企业降本增效、优化管理、促进创新等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之一，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在企业行为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企业对同群企业行为决策的参考，能有效降低独立决策的信息成本以及试错风险；基于动态竞争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企业对同群企业行为决策的参考，能缓解市场竞争强度来维持竞争均势和现有市场地位，保持其竞争力处于行业平均水准。
（2）同群企业在相似决策情境下的“共生者”和“竞争者”身份，使得其在实施重大决策时倾向于寻找到合适的行为参照，从而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由此触发同群效应。基于“避害”角度，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化的同群效应越显著，因为模糊的决策环境使得企业处于被动的局面，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背离”会给管理层带来更大的未知担忧，所以企业更倾向于与同群企业行为保持一致，从而获得组织行为上的“合法性”；信息劣势企业进行独立决策可能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成本，所以对同行业优势企业的依赖性更强。基于“趋利”角度，市场竞争越激烈，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更加显著，因为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导致企业的利润率降低且竞争优势减弱，当部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新建立优势时，会激发其他企业进行转型的积极态度；绩效较好的企业受同群效应的影响更显著，这是因为企业绩效较好的企业有着较高的预期收益和竞争期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与绩优企业的追求基本一致，所以会对竞争者的数字化转型行为更加关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