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将视角主要集中在晋商家族上，通过梳理家族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发现山西票号的经营有如下四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山西票号的资产与晋商家族联系十分密切，没有合理的财权界定；
第一章家族产业与票号资金
第一节票号资金的来源
对于任何一个商业组织，资金都是极其重要的，于山西票号来说，更是如此。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贷款获得经营资本，而在古代社会，这种健全的融资体系是几乎没有的，这就使得票号的经营极度依靠家族的力量。票号的创立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家族财富，通过转型，从经营茶叶、纺织业转变为经营票号业；二是家族直接出资与其他家族合作设立票号；三是寻求外部乡民的支持。
一、家族产业转型
山西票号的原始资本大多都是晋商通过多年的艰难创业收获的。程光在《晋商十大家族》一书中曾梳理了十个重要的晋商家族。其中，有七个家族就曾经设立过票号，包括介休县北贾村侯氏家族和介休县北辛武冀氏家族等。这些票号开业时，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作为汇兑的保证，多则二三十万两，少也需要几万两，如下表1中列举了十七个重要的票号的创立信息①。其中，太谷曹家总资产大约为600万两。②“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是平遥县达蒲村的李家，在宣统末年时家有土地两万顷。③介休侯家资产雄厚，经营业务多样，也是有名的家族，资产大约达到600万两。④祁县乔家的商业分布范围广泛，一直扩张到东北、内蒙、俄罗斯、四川和湖南等地，除了经营“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外，还掌握着200家左右的钱庄、当铺、粮店和茶庄等。介休县北辛武冀氏家族发迹很早，到正德年间（1506-1521）时就已经发展为晋中富豪家族之一，商号达100多家，资产约为300万两白银。①可见，当时大多数山西票号的创立都是以家族资产为基础的。没有雄厚的家族作为支撑，山西票号很难实现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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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票号资金的运作
家族的财富往往需要几代人共同的努力才能获得，在世代人的努力过程中，也常常会面临许多失败和暗淡的时刻。我们当然很难体会当时人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可以从家族兴衰史中看到过往的大致轮廓。这一节，我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票号资金的运作上，探讨山西票号家族如何运用资金到票号的经营中以及他们进行投资活动的领域。
一、票号业务运转
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是存放款，因而其资金最重要的去向就是作为存放款的保证金。这些巨额财富不仅在客观上能满足存放款业务的市场需求，还有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防止挤兑风险的发生。在经营过程中，票号利用各地砝码差异，实现了从中获利的机会。以“大德通”为例，其分红逐年增加，到1908年共计已达约70万两，如下表2：1888-1908年“大德通”票号的分红统计可知。①足以见得，票号业务的获利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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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族伦理与票号掌柜
第一节掌柜的权力分析
无论是从山西票号的人事设置还是经营权来看，掌柜在山西票号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经过严厉而公平的筛选机制，克服了种种困难，才获得了财东和员工的信任，在行业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不仅如此，凭借着这种稀缺的管理能力，他们也获得了与财东博弈的资本，提高了自己的薪资水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良性的信任逐渐转化成了个人崇拜，使票号盛衰生死寄予一人身上，加大了山西票号的经营风险，最终使得其错过了转型的最佳时期。而那些票号的改革先锋也被迫走向实业，成为当时山西实体经济中重要的建设者，也造就了山西基本的经济形态。
一、掌柜权力的构成
山西票号内部的权力可分为财权、经营权和人事权，从经营权来看，一般情况下，财东只是出资方，只做资本家，并不参与具体的经营事务。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财东虽然有资金、有行业常识，但往往不具备经商所需的优秀品质，而这种资本的差异和互补也正是财东与掌柜的合作前提。其次，即使某任财东具备这样的能力，他也很难将这一能力传承给子辈，而当子辈无能时，票号就非常容易走向衰落。因此，外聘掌柜的习俗就得以延续下来。每家票号初创时，都要先请有经验的掌柜人出山主持票号的组建。如掌柜宋聚奎的侄子曾回忆乔英甫和许涵度合资开办票号的过程，在他们开票号之前，先“请（宋聚奎）先叔为掌柜。乔公到舍数次，先叔以老朽推辞，而乔公因莫逆之交，直谓我们请者，独因才高，且为老练，强迫要求成全”①。再如“宝丰隆”初创时，乔东股也是先“搜拢人才”②。可见，从经营权来看，在山西票号内部，掌柜算是一个独揽大权者。
谈薪能力是掌柜权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当时优秀的管理人才并不多见，掌柜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向财东索要更丰厚的薪资。而财东为了招揽人才，也愿意出高价聘请能者，尤其是那些在同行间获得好名声的掌柜，其身价更是十分高昂。如“百川通”汉老板任立诫屡出奇招收回贷款，解决票号资金困境，不仅获得了丰厚的薪资，还收获了好名声，为同行所敬佩。掌柜高昂身价的背后不仅体现了这一岗位的市场供需情况，还体现了票号经营的高风险特性。在票号经营的过程中，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失巨款，砸掉招牌，掌柜的薪资与之相比并不算多。在关于任立诫的史料中曾记载了他屡次收回欠款、保护财产的事件③，这些事件足以体现掌柜对于票号的重要价值，也说明了财东愿意高价聘请掌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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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家族对掌柜的影响
作为掌柜，他们不仅是票号的领导者，更是家族的一份子，他们往往也需要面临饥饿、战争和分离的威胁。因此，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的科举梦想，有的放弃了个人生活。总之，一切行为并不能随心所欲，他们的选择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家族的选择。家族对掌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掌柜以孝为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儒学理想，转而从商；其次，在家族教育的影响下，掌柜十分注重名誉，恪守以义制利的经商原则。
一、以孝为先，弃儒从商
当时，外出经商对掌柜来说是相当艰苦的，掌柜和员工一样三五年乃至十年才能回家一次，虽然有时也有一些宽松的调节，但总的来说换班制度依然十分严格。卫聚贤在《山西票号史》中详细记载了票号的换班制度，在分号的员工三到五年甚至更久才能回家一次。③《晋商盛衰记》中也记载了票号学徒背井离乡的情景，“回家后而少年夫妻多有不相识者”的情景在当时很常见④。此外，从山西的一些民谣，如《走西口》中也可以窥见商人聚少离多的社会现实，这些民谣大多是关于离别的故事，歌谣凄婉，体现了当时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的情景。山西票号掌柜同样如此，他们随时可能会被外派他乡，与家人分离。不仅如此，外出者还可能面临着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生理不适，如李宏龄曾经记载了一位他见到的员工的情景：“刘钧面色黄瘦，皆由在南久住潮湿之故。”①虽然前路艰难，但许多晋人依然选择掌柜这一职业，可见，外出经商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推动力。其中，“孝道”是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当时，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成为“人上人”的角色期待，这是整个家族的目标，进而也成了掌柜个人的目标。他们对于父母的教导谨记于心，不敢忘记肩负的家庭责任和义务。以太谷志成信票庄掌柜齐梦彪为例，他的父亲赞臣在梦彪调往广东分行时，对其说：“吾因知此去之冒险也，然谚云：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吾家食口繁多，而所入不丰，子能于票庄中得有股份，全家方可保全耳”。因此，梦彪“君奉命而往，毫无难色，至则居处甚适”。当赞臣辞世时，梦彪也只能等届期满才返乡厚葬父亲，“函中附遗嘱并慈命不得奔丧，违则为不孝……君于志成信票庄，更迟两年，便可得有股份，故函命及此。君重遵亲命，忍痛从事”。②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孝道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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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族社会权力的获取与票号经营..........................................29
第一节家族社会权力的来源....................................29
一、亲缘：与官员为亲.................................................29
二、友缘：与官员为友...................................30
第四章家族文化与票号商业群体精神.....................................37
第一节家族文化与教育........................................37
一、家族文化的内涵..........................................37
二、家族教育与继承........................................39
第五章山西票号的家庭经营管理模式及现代启示................................44
第一节家族在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44
一、家族在资金支持上的作用.....................................44
二、家族在代理关系中的作用..........................................45
第五章山西票号的家庭经营管理模式及现代启示
第一节家族在经营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在山西票号的经营过程中，家族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家族在资金、人才和社会关系当中的重要地位上。
一、家族在资金支持上的作用
山西票号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相互关联的大家族中，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人通过继承祖业，逐渐发展出了新的业态，票号是创新的产物之一。据史料记载，票号的东股们大多来自三到五个家族，他们通过联姻等方式，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如，志成信的东股包括：曹家、张家、武家、马家和孔家。①可见，家族对于票号资金的重要作用。同时，经过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山西票号的经营过程中，家族财产与票号财产的界限十分模糊，东股可以自由处置财产，或用于分家或用于投资或用于扩建房屋，这就造成了票号从根本上依然受到家族很大的影响（见第一章）。反过来，票号的得失也严重影响着家族的盛衰，一旦经营失利，家族必须承担全部的债务，这就导致了家族无法承担过大的经营风险。总之，家族对票号的资助是票号成立的基础，但是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双方资金界限不清，也导致了许多不利的后果。
二、家族在代理关系中的作用
传统的商业社会中，山西票号创新性地解决了困扰现代人至今的代理问题。如何能让职业经理人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山西票号创新地发明了身股制。此外，东股对于掌柜无条件信任，给予了掌柜很大的权限，这极大地激励了掌柜创造业绩。史载：“由财东之识意的信赖经理，于是经理以忠义之答报知遇，此理之固然者也。最足使人玩味者，即财东将资本委经理，不加过问，静候决算时报告……（经理）必挥其铁腕预筹退步，绝不肯稍有疏忽。”可见，信任是非常有效的激励手段。以上是东股对掌柜有形和无形的激励措施。此外，东股还设立了有效的约束机制，家族就是约束机制的核心。东股通过控制掌柜的家族，有效防范了掌柜的道德风险，家族之间组成的熟人社会使得掌柜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另外，由于当时许多掌柜从小受到儒学教育，他们深谙“义”的意义，并以此为人生信条，因而并不会出现道德问题（见第二章）。从某种角度来说，东股和掌柜的博弈和制衡离不开当时山西特殊的社会结构，是自律和他律共同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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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山西票号是中国企业史上重要的商业组织之一，研究山西票号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的商业组织特征。为此，本文将视角主要集中在晋商家族上，通过梳理家族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发现山西票号的经营有如下四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山西票号的资产与晋商家族联系十分密切，没有合理的财权界定；二是山西票号的人力资源控制极度依赖熟人社会建立的约束机制，并在管理上具有家长独裁的特征；三是山西票号缺乏正式商业法律的保护，因而不得不寻求官商合作的机会，这种关系从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为山西票号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四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儒家文化教育，许多东股和掌柜崇尚儒家文化，具备儒商精神，建立了山西票号诚信经营的良好口碑，成为票号开拓商业版图的基础。
同时，家族对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影响也有值得深究的地方，如家族的财富对于山西票号的发展、家族的儒家教育对个人职业观的影响、家族的权力对于山西票号的独立性、家族的独裁作风对于山西票号管理的影响等，往往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需要我们辩证看待。这对于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如何保持家族企业的长久和健康，需要经营者多方面地考虑资金周转、人力资源、代际传承、企业文化和政府关系等方面。
与山西票号相比，现代家族企业制度有了很大发展，两者存在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一是，从过去以家族为核心到以现在以契约为核心，保障了商业社会的稳定。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以家族为核心，非常依赖稳定的熟人社会，当社会发生巨变时，这种约束力量就会逐渐减弱，这不利于山西票号的存续。二是，现代家族企业和山西票号虽然都招聘职业经理人作为主要的经营者，但是现代股东与经理的责权利更加明晰，并受到《公司法》《劳动法》等正式法律的保护。但是，山西票号的东股作为票号重要的决策人，在继承人的教育和选择上依然十分局限。总之，山西票号的管理并没有完全抛开家长独裁的影响。三是，官商关系有了本质的变化。现代家族企业处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经营，而山西票号却没有严格的法律保护，进而不得不依赖地方官府的保护。不仅如此，各地官府还要以各种理由逼迫晋商捐纳，这使得山西票号被卷入政治腐败中，无法健康地成长。可见，政府与商业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极其重要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