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多职业背景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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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6566 论文编号:sb2025010920595753028 日期:2025-01-23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会计论文,本文研究CEO多职业背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深入理解CEO多元化职业经历的经济效果。此外,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支新兴力量,对企业也有着重要影响。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为成功揭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序幕,我们务必要促使经济运行在整体上实现积极的转型与升级,在质量上实现显著的提升,同时在数量上实现合理的增长。从世界历史的进程和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经历一个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内能够实现投入少、产出大、效率高,那么该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跃升一个台阶,从而进入经济强国和高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时期,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成功地完成了飞跃式进步,但另外一些国家,如不少拉美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困境。因此,各国要实现整体经济水平的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否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估投入转化为产出整体效率的关键指标,揭示了经济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的综合效能,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潜在增长率的高低。面对全要素生产率,2017年,党的十九大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首次强调要引领经济发展在质量、效率和动力方面实现深刻变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目标。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再次强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党连续两年将全要素生产率写入报告,充分说明其对促进我国当前经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学者们也逐渐将目光聚焦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由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稳固基石,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核心动力,对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在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和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微观企业发挥者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并且,微观企业在管理模式、治理结构以及投融资决策等方面,均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早期,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主要聚集于宏观层面因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如进口贸易自由化(陈维涛等,2018)、城市营商环境(申烁等,2021)、减税降费政策(田磊和陆雪琴,2021)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张莉等,2021)等外部因素,而对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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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概念界定
一、CEO多职业背景
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CEO的职业背景是指CEO任职期间所累积的职场经验和职业经历,并根据职能部门的目的和功能,将CEO职业背景划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产出型和外围型职业。但由于该划分较粗糙,Daellenbach(200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CEO职业背景细分为六类,分别是生产、研发、管理、销售、法律和财务,此划分方法被大量学者采用。之后,依据外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我国学者黄登仕和祝晓斐(2016)将CEO的多职业背景定义为CEO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内部不同部门担任多种职务的丰富职业经历。本文将CEO职业背景定义为CEO曾经从事的具体行业、岗位或者具有的工作经验。与此同时,Benheim和rangel(2004)认为人的大脑运行模式可以分为“热”认知和“冷”认知,在热认知模式下,个体往往以感性的态度加工信息,而在冷认知模式下,个体通常以谨慎、冷静的态度加工信息,并且,这两种认知模式的形成很可能受到个体职业背景的影响。基于此,Hodgkison和Healy(2011)将CEO多职业背景划分为感性职业背景和理性职业背景,其中感性职业背景涉及的是那些要求个人积极展现主观能动性的工作;而理性职业背景则指的是那些要求个体保持谨慎态度,并严格遵循既定规则与规范的工作。
梳理已有文献与学者成果,关于CEO多职业背景的衡量有以下几种方法:(1)综合维度指数法。根据Custódio et al.(2017)、何瑛等(2019)的研究,从CEO曾任职能部门数、企业数、行业数、组织机构数和地域类型五个维度综合考虑,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再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加权计算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CEO多职业背景。(2)哑变量。汤倩等(2021)以CSMAR数据库为依据,将CEO的职业背景分为九种类型,当CEO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职业背景时,则将CEO多职业背景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3)职业背景数量。基于CSMAR数据库中的高管职业背景记录,汤倩等(2021)、毛聚等(2022)通过统计CEO在其职业生涯中所涉足的不同职业领域的数量来衡量CEO多职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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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CEO职业背景的经济后果
一、CEO单一职业背景
CEO在管理团队中占据核心地位,是企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根据高阶梯队理论的观点,高管的个人经历不同,会导致他们在思维方式、价值判断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上形成鲜明的差异。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下面将从CEO单一职业背景的经济后果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姜付秀和黄继承(2013)以经历CEO变更的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拥有财务背景的CEO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负债水平,并加速企业资本结构的优化调整。这是由于基于烙印效应,财务经历会提高CEO对创新风险的认知,提高其融资能力,从而缓解创新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促进企业创新。陈乾等(2020)研究表明,具有金融背景的CEO往往行事冒险,倾向于减少非效率投资,偏好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企业创新,从而有效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当环境不确定性和业绩偏差越大时,拥有金融背景的CEO越能够促进企业战略变革(王新光和盛宇华,2022)。并且,Krosnick等(1989)认为青年时期是个体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阶段,此阶段所经历的重要社会事件会对个体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产生深远影响。曾春影等(201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知青经历会造成CEO过度自信,而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容易高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认为自己具备超出常人的智慧和阅历,可以精准挖掘企业的内在价值,进而导致企业的并购溢价较高。艰苦的农村生活和勤劳的农民形象也加深了知青CEO对贫困的认知,丰富了CEO应对不确定生活的经验,以及加强了他们对平稳生活的渴望和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以未雨绸缪的意识。此外,张晓亮等(2019)基于创新精神塑造假说,实证发现CEO学术经历特别是自然科学研究经历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CEO的学术背景对企业的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汤莉和余银芳,2021)。Haislip和Richardson(2018)认为信息技术知识丰富的CEO能够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王象路等(2023)也发现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CEO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的潜在价值,且在数字化创新方面拥有较强的认知能力,熟悉各种信息技术和系统的操作流程,更倾向于加强企业数字化创新。对CEO的技术经历进行细分后发现,技术经历的层次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卓琼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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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机构投资者的经济后果
机构投资者是一类独特的金融机构,与中小股东相比,他们拥有专门的研究团队,能够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有效地管理,及时发现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并且,随着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机构投资者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其对企业的影响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关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作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积极监督假说,第二种是被动投票假说,最后一种是合谋假说(陈晓珊和刘洪铎,2019)。下面将从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和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两个部分,对有关机构投资者的经济后果文献进行综述。
一、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
自2001年起,我国证监会开始积极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并以超常规的速度进行扩张。经过多年的努力,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今,它们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支柱和推动力量,为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发展较为缓慢,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较多不足,有关机构投资者的法律尚不健全。在此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是通过加强监督来提升公司治理,还是具有短视主义削弱了公司治理,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下面将从盈余管理、高管薪酬和企业创新三个方面来综述机构投资者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一)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
Chung等(2002)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起到监督的作用,能够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Mitra和Cready(2005)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显著降低应计项目操纵程度,特别是在企业规模小、信息透明度低的情况下,此负向关系更明显。作为我国早期研究机构投资者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学者之一,程书强(2006)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上升会导致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下降,以及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袁知柱等(2014)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角度出发,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约束企业管理层行为,从而抑制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但由于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反而推动了真实盈余管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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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18
第一节理论基础....................................18
一、高阶梯队理论.........................................18
二、资源依赖理论...................................18
第四章研究设计..................................24
第一节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4
第二节变量定义..........................................24
第五章实证结果与分析...........................28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28
一、描述性统计.............................28
二、相关性分析....................................................29
第五章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5-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_LP)的均值为8.647,最小值为6.031,最大值为11.235,这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CEO多职业背景(MULT)的均值为1.925,中位数为2,说明拥有多职业背景的CEO较少,其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7,表明各企业CEO的职业背景数相差较大。机构投资者持股(INS)的均值为0.512,表明当前机构投资者在被投资企业的持股占比普遍偏高,达到51.2%,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3和0.937,说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在持股比例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为7.98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4.523、11.181,说明样本包含了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数据具备一定的典型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整体情况。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488,中位数为0.495,说明样本企业的负债水平总体上处于合理区间内。盈利能力(Roa)的最小值为-0.261,最大值为0.228,说明我国各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较大差异。现金流(Cash)的均值为0.047,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只占总资产的4.7%,说明部分企业存在自由现金流调动困难的问题。企业成长性(Grow)的标准差为0.44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529和3.022,说明不同企业在成长潜力上呈现出显著的不同。固定资产比率(PPE)的均值为0.233,中位数为0.199,表明整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占比较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的均值为0.34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84、0.743,说明我国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的集中程度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p)和两职合一(Dual)等方面,各公司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总的来说,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与现有文献研究的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这些数据为接下来进行的回归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会计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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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第一节研究结论
当前我国经济正迎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的重要阶段,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微观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石和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驱动者,其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直接助力宏观经济的增长,还推动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而在企业内部资源禀赋中,人力资本是企业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载体,对企业的生产效率、生产成本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人力资本中,CEO作为企业最高管理者,在战略决策和经营管理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相较于单一职业背景的CEO,职业背景丰富的CEO学识更渊博、管理经验更丰富、视野更宽广,这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CEO多职业背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深入理解CEO多元化职业经历的经济效果。此外,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一支新兴力量,对企业也有着重要影响。然而,目前关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产生何种影响的结论尚未统一,一方面由于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机构投资者更愿意参与公司治理,发挥监督效应;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能过度关注短期收益,导致其做出短视的投资决策,并更容易与企业高管产生合谋效应。本文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在CEO多职业背景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两者之间产生何种影响,有助于缓解机构投资者如何发挥外部治理作用的争论。
因此,本文以2010—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采用LP法计算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探究了CEO多职业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从非投资效率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分析了CEO多职业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此外,本文还将CEO多职业背景细分为感性职业背景和理性职业背景,分别探讨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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