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是一篇护理论文，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式调查早产儿住院46周后其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情况,未采用纵向调查的方式动态的分析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变化轨迹。
一、前言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早产儿流行病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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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将早产定义为在妊娠37周之前活着出生的婴儿[1]。2014年，全球约有1500万早产儿出生，占所有活产婴儿的10.6%，其中印度、中国、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早产儿人数为660万，占总数的44%，中低收入国家占世界早产人口的大多数[2]。2016年，我国二孩政策开放后，早产儿的发生率从原来的5.32%迅速增长到10.17%[3]。2021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4]。三孩政策的开放，高龄产妇随之增多，我国早产儿的发生率将会进一步增长。研究显示[5]，早产及其并发症是仅次于肺炎的第二大儿童死亡原因，约占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总数的16%，占新生儿死亡的35%。早产是导致婴儿和儿童诱发各种疾病甚至造成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1.2早产儿面临诸多健康问题
随着围产医学和新生儿护理的不断进步，早产儿的生存机会得到大幅度提高。但这些在生存能力临界值出生的早产儿面临黄疸、感染、体温调节失衡、低血糖、贫血、颅内出血、腹胀及喂养困难等并发症[6]。早产还导致一系列不良结局的风险增加，包括视网膜病变、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瘫、听觉障碍、新生儿败血症及生长发育迟缓等[7]。长期后遗症包括运动和感觉障碍、言语发育迟缓、神经认知障碍、行为异常及社会情感困难等问题[8]。早产和低出生体重还与呼吸系统疾病、血脂异常及高血压等终生慢性疾病有关[9]。存活下来的早产儿中，长期照顾负担是家庭普遍面临的问题，随着他们的成长，这些儿童还需要额外的保健服务来解决他们的长期功能缺陷[10]。早产给家庭、卫生保健资源和整个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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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和内容
1.2.1研究目的
调查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分析早产儿父母一般人口学资料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阐述早产儿父母产后抑郁、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的相关性，旨在为下一步制定早产儿父母心理创伤干预方案，实施干预研究，改善父母的负性情绪，并提高父母对早产儿特征和互动能力的观察、注意和理解，促进父母对婴儿需求的敏感性和反应性提供基础。
1.2.2研究内容
（1）通过文献回顾，了解影响早产儿父母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因素。选取合适的量表及制定一般资料调查表，并选取20位研究对象进行预实验，完善问卷内容，确保可行性。
（2）实施正式调查：对符合纳排标准的240名早产儿的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在早产儿入住NICU后的35天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调查早产儿及其父母一般人口学资料，在入院后46周，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量表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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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1.1资料来源
2021年9月-2022年3月，选取广西百色市、玉林市及柳州市3所三级甲等医院NICU232对早产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
2.1.2纳入标准
（1）早产儿出生胎龄＜37周，出生后进入NICU接受治疗；（2）早产儿母亲年龄≥20周岁，早产儿父亲年龄≥22周岁；（3）早产儿父母属于合法夫妻，能够共同养育孩子；（4）早产儿父母双方意识、认知清楚，具备基本的读写和沟通能力；（5）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2.1.3排除标准
（1）早产儿父母患有重大疾病（如恶性高血压、恶性肿瘤等）或视听障碍；（2）在调查过程中早产儿夭折；（3）早产儿父母在6个月内经历其他创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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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
2.2.2研究工具及测量指标
（1）一般资料调查表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包括两部分：①早产儿一般资料：包含出生胎龄、出生体重、性别、分娩方式、住院时间、1min Apgar评分、给氧方式、是否畸形。②早产儿父母一般资料：包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职业、居家照护类型、育儿经验、是否计划妊娠、是否多胎妊娠、家庭月收入、付费方式。
（2）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assessment scale，PCL-C）该量表由美国PTSD中心于1994年编制，杨晓云等[40]于2007年汉化，包含重新体验、回避或麻木、警觉性增高3组症状，共17个条目。采用Likert评分法，从“一点也不”至“极度的”依次赋15分，得分范围为1785分，以≥38分作为划界标准，分数越高代表PTSD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中文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6，内部一致性0.94。本研究采用≥38分作为筛查标准。
（3）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该量表由Cox等[41]于1987年编制，专门用于产后抑郁筛查。2009年王玉琼等[35]将EPDS进行重新修订，使其更符合中国内地语言习惯。共包括10个条目，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每项内容分4级评分(0，1，2，3分)，每个条目赋值03分,总分030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国外研究将其运用于新生儿父亲产后抑郁的筛查，信效度良好，Cronbach’sα系数为0.89[42]，本研究将该量表运用于早产儿父母产后抑郁，总分相加≥13分者诊断为产后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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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 ......................... 20
3.1 早产儿及其父母一般资料 .............................. 20
3.2 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得分情况 ......................... 22
3.3 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 .................... 23
四、讨论 ...................... 33
4.1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分析 .................. 33
4.2 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 ........................ 33
4.3 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对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 34 
五、结论 ...................... 40
四、讨论
4.1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广西3所三级甲等医院NICU住院的232对早产儿的父母，早产儿的胎龄在26+331+6周之间的占32.8%,其次是3234周的占42.7%；体重在1500g以下的占37.9%,15002000g的占45.3%，说明本研究中的早产儿大多胎龄小，出生体重低，病情危重。早产儿母亲年龄2047（30.64±6.15）岁；文化程度在大专/本科以上的占36.6%，有固定职业的占28.9%，早产儿父亲年龄2249（32.61±6.01）岁，文化程度在大专/本科以上的占37.9%，有固定职业的占37.9%，居住在农村的家庭为143例占61.6%，居住在城市的家庭89例占38.4%。说明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收入状况不稳定，而且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可能会导致早产儿父母应对应激事件的能力较低，接受疾病相关知识的能力较差，经济压力大，消息相对闭塞，获取有用信息的途径少，疾病不确定感高，导致心理压力大。

护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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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1.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处于中高水平，主要体现在回避麻木和警觉性增高两个维度上；其社会支持、积极应对能力均处于中等水平；产后抑郁及消极应对处于较高水平。
2.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产后抑郁、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具有相关性，即社会支持水平、积极应对能力越高，其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越低，有利于父母心理健康；产后抑郁及消极应对水平越高，其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越高，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影响早产儿的健康成长。
3.家庭月收入、产后抑郁、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是早产儿母亲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出生体重、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产后抑郁、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是早产儿父亲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