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研究基于929家生物医药企业董事履历信息、企业财务数据以及公司专利信息，利用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个体层面探讨了技术董事流入对目标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将研发强度、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董事流动和流入企业创新绩效联系起来，实证检验知识整合能力在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和研发强度在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1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当前，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并逐渐席卷全球[1]，党的二十大对我国科技创新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大会提出科技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并加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2]。但近年来，个别西方国家推行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致使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加剧[3]，面对如此之情景，努力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已是迫在眉睫，各大高校以及各大企业已积极走在了实现新技术、新科技、新产业以及新模式的创新之路上。在建设创新型现代化道路中，中小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变革的有生力量和后备力量，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中小企业的整体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对于我国整体科技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支持作用。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宏观社会环境，如政府创新政策、行业发展情况等，也包括企业内部经营状况好坏等因素[5-6]。
与大型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资金较少，在职人数偏少，职位数量也相对更少，企业内部结构更为扁平。在此种情形下，中小企业内高层领导对企业内各类活动干预更为明显。因此，中小企业内高层领导特质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董事在公司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和职责，企业内的董事是公司重要战略的决策者之一，他们参与制定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决定业务方向和发展策略，把控着企业的前进方向与路线，具有企业“家长”的地位。而技术董事则同时兼备“技术人才”和“领导”的特质[7]。技术董事不仅具有非技术董事所不具备的技术知识和专业背景，还拥有常规技术研发人员所没有的决策权利。双重身份地位的技术董事对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技术董事能够帮助企业制定技术方向和战略，将技术创新与企业的长期目标相结合。其次，技术董事通常具有深入了解新兴技术和科技创新趋势的能力，他们可以评估这些技术与趋势对公司的影响并整合到现有业务中。最后，技术董事能够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将技术创新融入到整个组织中，他们可以协调技术团队、市场团队和业务团队之间的合作，实现创新的跨功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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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第一，技术董事由于同时具有专业技术背景和组织决策能力，故其在不同组织流动过程中可被视为携带大量异质知识的的特殊发明者。所以，技术董事成为保障企业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故本研究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着眼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纵向因素，从技术董事组织间流动入手，研究技术董事流入对中小型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此研究将会丰富现有关于企业创新研究的文献，并为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动态视角。
第二，技术董事的跨组织流动涉及组织之间庞大知识体系的持续融合和外部异质资源的不断流入。对于流入的中小企业而言，这实现了内外部资源与制度的优势互补。大大加速了企业创新进程蔓延式推进。本研究将中小企业知识整合能力作为调节因素探析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并将研发强度作为中介因素研究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使知识整合、研发强度、技术董事以及企业创新绩效在同一框架下分析，为知识整合及研发强度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创新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为技术董事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
1.2.2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深入研究科技创新领域中技术董事的流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这一类企业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科技创新的新挑战和新要求。随着科技创新环境的不断演变和创新需求的不断增强，企业需要更强大的创新能力来确保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持续性的优势。本研究将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创新提供参考意义，使其能够更灵活、更迅速地适应变化，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增强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
第二，本研究对中小企业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揭示技术董事流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研究结果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科学合理地进行人力资源优化的方向。企业可以更精准地招聘、培养和留用技术董事，以最大化其对创新绩效的贡献。这种精细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配置人才，提升创新效率，加速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最终推动企业的创新绩效持续提升。通过本研究的指导，企业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打造创新团队，促使企业创新成果更加显著地体现在绩效上，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与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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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相关概念介绍
董事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角色，通常由董事会成员担任，负责制定公司战略、监督管理层以及保障公司利益。根据高阶理论，高管团队成员因其不同的背景，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从而为团队赋予了丰富的战略决策视角[9]。这种多样性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经验、技能和教育背景，以及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些差异化的特征为团队带来了多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在董事会层面，其成员的职业背景的多元差异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的异质性，从而为科学预测和合理创新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支持，进而推动了整个企业的创新。董事会的多元背景由职业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两个层面构成。前者包括成员的专业领域、经验技能和教育历程，而后者则包括成员的年龄、国籍、性别等方面的多样性[10]。其中，职业多样性更有可能引发多元化的决策视角，因为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会深刻影响董事会成员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11]，从而在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中提供更为广泛的观点，提升决策的效率。这种多元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来自不同背景的观点汇集在一起，有助于发掘创新的机会，并推动技术创新的实现。所以，通过结合不同的经验、技能和教育背景，以及融合丰富的社会资本，董事会能够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战略决策，从而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首席技术官（CTO）”这一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Adler和Ferdows提出[12]，他们对其进行了界定：在企业中，首席技术官被视为拥有管理职能的一员，负责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技术指导和支持。首席技术官在企业中可能扮演多种不同角色，但参与技术研究管理和制定技术战略决策是所有首席技术官所必须肩负的职责，这使得首席技术官同时具备“技术经营者”和“领导者”的双重身份，即既在职位层面上扮演着技术经理的角色，又在更高层次的领导层面上担当技术董事的职责[13]。然而，并非所有的首席技术官都具备进入董事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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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传统战略管理理论在战略制定的框架下，将决策者视为完全理性的个体，他们被认为能够准确地评估信息、预测未来，并选择出最优的战略方案。他们认为决策者能够以经济最优化的方式对待战略选择，即在有限的资源下，达到最大的利益。然而，卡内基学派的行为理论观点强调了决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有限理性、多元选择和多目标的复杂性。他们认为决策者在决策之时，往往面临着信息不完整、认知偏差以及认知能力有限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尤其是在企业战略决策这样复杂而又具有长期影响的事件中，这些限制更加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能无法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是被动地适应局面、采取较为局部的最优化策略，甚至会受到情绪、偏见和认知失调等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传统战略管理理论，行为理论在战略选择领域的应用更为广泛。行为理论强调了个体的行为是受到其个人特质和情境因素的影响的，这些因素包括了决策者的偏好、价值观、经验以及心理特征等。因此，行为理论认为，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决策者的这些特质，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理性计算。例如，Cyert和March认为在进行复杂的战略决策时需要有一个更为综合的视角，即决策之时不仅要尽可能的达到经济收益最优原则，还需要考虑决策者的个人特质，因为这些特质会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42]。因此，卡内基学派的观点突出了在实际战略决策中，决策者的行为和个人特质与纯粹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理论观点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战略制定的实际情况，以及决策者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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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技术董事流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 29
3.1 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 29
3.2 知识整合能力的调节作用 ..................................... 31
第4章 技术董事流入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设计 ........................................ 35
4.1 样本与数据选择 ................................... 35
4.1.1 数据来源 ............................................. 35
4.1.2 关键变量识别 ............................... 35
第5章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分析.......................45
5.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45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5
5.2.2 相关性统计分析 ................................. 46
第5章 实证分析过程与结果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所有的实证结果均采用Stata16.0进行分析，表5-1对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展示了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与最小值。本研究选取929家新三板上市企业作为样本，从企业所有董事履历信息入手，对技术董事进行筛选，每个董事任期开始时该企业有新流入技术董事，则视为该企业有技术董事流入，由于企业所披露董事履历信息从2010年之后较为详细，因此，本研究依据企业数据详细程度，选取2011-2022年之间企业数据，记录每个企业1或2个董事任期的数据，最终从929家企业中形成了观测值为1587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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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1可以看出，创新绩效的取值范围在0-177之间，这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也表明因变量存在过度分散的情况。验证了负二项回归模型选择的科学性。技术董事流入的取值为1或者0，即企业某一董事任期开始时，有技术董事流入，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研发强度与知识整合能力取值范围分别为0.02-30.00与0-0.52之间，表明不同的企业在研发强度与知识整合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年龄与技术董事年龄取值范围分别为3-29与35.01-70，说明本研究考虑到的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技术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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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主要研究结论
目前，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烈，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科技舞台上脱颖而出，与发达国家竞争，争夺科技创新制高点。同时，技术的跨越性进展也对中国构成挑战，需要不断迎头赶上，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这些挑战要求中国在科研投入上不断加大力度。本研究基于929家生物医药企业董事履历信息、企业财务数据以及公司专利信息，利用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从个体层面探讨了技术董事流入对目标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将研发强度、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董事流动和流入企业创新绩效联系起来，实证检验知识整合能力在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和研发强度在技术董事流入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实证检验发现：
（1）技术董事流入会显著正向影响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这一现象根源于技术董事具备专业的技术背景，他们能够在流入企业后通过“专家效应”和“声誉效应”激励机制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特别体现在创新项目决策和资本整合方面。由于其专业背景，技术董事在流入企业后，能够在技术层面进行更为专业的战略选择，准确洞察行业变化，制定最有效的创新战略，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技术董事的流入不仅丰富了企业的专业知识储备与优质人力资源，提升了企业对技术创新机会的识别能力，同时通过知识共享，有效地提高了创新效率。此外，技术董事流入企业通过发挥咨询职能，为企业提供关键的技术创新资源，弥补了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的专业技术知识短板，提高了研发决策的质量。因此，技术董事的组织间流动为企业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带来了新的动力和优势。这种流动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优质资源的输送，更是一种战略引领，为企业赋予了更强的创新动能，推动着企业不断适应和引领科技发展的潮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