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以2010—2020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国工企数据库与国泰安数据库进行匹配，找出样本期内进行OFDI活动的企业并将其定义为OFDI企业。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新基建”概念与内涵。新型基础设施是指由第五代固网（FSG）和5G、人工智能、数据云等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新型信息技术结合的数字基础设施。2023年2月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到2025年要建成高效联通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据资源的规模和质量。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应对当前国内外新一轮机遇与挑战的基础着力点。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但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仍处在高污染、高投入、低附加值的粗放阶段，需要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变。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受到“新冠”疫情的猛烈冲击，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发展与贸易结构受到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迫切需要在猛烈的外部冲击下找准自己的生存定位、加大企业科技研发投入、提高产品附加值、加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布局。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助推劳动力升级、产业结构转变、企业困境突破的新型着力点。
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持续攀升，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过去的“引进来”为主转向“走出去”。从图1.1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总体呈现先迅猛上升后缓慢回落但总体上升的变化趋势。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961亿美元，由世界第三投资大国上升至第二位，成为推动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2020年全球疫情大规模爆发，我国OFDI规模逆势上涨，规模居全球首位。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一定规模，但是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仍然非常低下，同时OFDI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目前很多OFDI企业缺乏对海外市场的正确认识，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扩大出口市场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依据企业自身的优势实施全球化战略投资，容易导致企业短视，只注重短期收益而不考虑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整体布局合理性，在长期的全球市场竞争中缺乏较强的后劲。同时大量非国有企业涌入海外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没有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造成技术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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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从本文的研究目的入手，相关文献综述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叙述：一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研究，二是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相关研究，三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研究。
1.2.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研究
(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内涵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定义研究较为一致，总体认同2020年3月2020年3月中央提出的“七大领域说”：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以及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的“三大类说”：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互联网、通信技术等信息基础设施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主要成分，体现了技术进步（钞小静，2020）。融合基础设施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延伸主要包括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等（张佩等，2022）。创新基础设施是帮助一国提升技术占领世界技术高地的先决条件（邓州，2022）。以信息、创新、融合为内涵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底层支柱（郭朝先，2020）。
(2)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效应相关研究
国内外关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主要是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是从经济、产业、就业以及贸易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经济质量。一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仅可以通过增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边际产出（Acemoglu，2018），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使得资本要素替代劳动生产要素（Milgrom P，1990；Bloom N，2012）从而促进经济增长(CHU SY，2013）。经济增长不同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平衡有效性供给和公平性发展。现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能力提升、数字化人才增加（范合君，2022）、技术进步（潘雅茹，2020）、数据要素、学习效应、效率提升和结构转变（完世伟，2022）都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渠道。当然也有少数观点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经济高质量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刘世锦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上提到，目前我国还是以传统基建为主，新基建只占10%。第二，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知识扩散效应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边志强，2015），也可以通过对旧设备的升级改造和应用新技术促进制造业转型发展。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兴服务业的有力支撑。郭凯明（2019）通过反事实模拟，发现基础建设的投资会制约服务业在三产中的比重。也有学者认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带来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使资本要素数字化、智能化（郭凯明，2020），从而提升要素的使用效率，加速产业向高端迈进（赵豪迈，2020）。第三，对于就业的影响。Ivus和Boland在2015年通过对加拿大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研究指出数字基建对农村地区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至于对于就业的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要求现阶段劳动者必须快速掌握更多数字技能（张车伟，2020）。二是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衍生出大量的就业新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孙伟增，2021），从而进一步降低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Medeiro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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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与机理探讨
2.1相关概念
2.1.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这一概念首次被官方提出是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会议强调“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可知，目前学者主要是围绕“七大领域说”：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和“三大类说”：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来阐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本文立足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进行对比，进而得到更为通俗的概念。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定义、产生时间和价值渠道三个方面。首先，在定义方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较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区别主要聚焦在“新型”一词上面。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大数据发展为内核的基础设施，而传统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以“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水利等为主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且其主要建设对象是物理世界中的基础设施；其次，从产生节点来看，传统基础设施是工业经济的产物，而新型数字基建产生于数字经济发展之中。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于1771年在英国产生，以水道和收费公路的基础设施开始修建为标志。1829年火箭号蒸汽机车的成功实验揭开了第二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序幕，由此以铁路、大型港口为主的传统基建也大行其道。而之后的几次产业技术革命都推动的传统基建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而产生。第三，从价值渠道来分析，传统“铁公基”主要通过大力兴建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投资增加就业，从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价值传导是通过基建投资连接产业发展。1933年，罗斯福为解决美国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萧条局面，开始通过政府举债投资基础建设。一方面基建投资为倒闭的工厂提供了大量订单，另一方面还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有效改善了普遍失业的局面，为社会消费重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各项经济指标也逐渐回升。以信息和知识为载体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主要是为主体“赋能”，即为主体提供智力支持和科学决策支撑。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起基础作用的阿里云和钉钉平台帮助数千万学生实现跨空间的远程课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网上交易、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等多个场景之下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府城市建设、劳动力就业场景等多方面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基础设施在价值传导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别。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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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技术变革理论
技术变革理论指的是产生新技术或者引入新产品后会提高原本单位投入的产出水平。马克思（1992）指出技术变革的实质是在社会生产中通过新技术与旧技术的转换改进现有的生产方式并且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主要体现科学技术的发明对社会生产各个领域的推动作用。技术变革可以从社会总产出和社会总需求两个方面影响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社会总产出方面，技术变革可以通过新的生产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之中，实现生产过程的机器化，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社会总需求方面，技术变革将引发产业内部出现新的变革，进而增加全社会的总需求。技术变革理论还认为新技术的产生会使得对原本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要求提高，原本的生产劳动力为了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必须通过增加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新技术能够降低劳动者的工作强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技术变革理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技术产生的基础，在宏观上会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微观来看可以提升企业单位产出水平。王梦菲和张昕蔚（2020）基于数字技术产生及其变革作用指出数字技术能够扩大产业的生产规模同时提升产业内的劳动力生产率，实现劳动生产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同向增长。
2.2.2基础设施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是由经济学家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提出，他认为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经济效应可以分为依赖于产业一般发展的外部经济和依赖于企业内部资源发展的内部经济两种。即Marshall将外部因素对企业产生的影响称之为“外部性”。基础设施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质，可以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公共品会对社会成员的生产或者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其外部性会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Lucas（1988）基于内生增长模型，论证了基础设施的正外部性。David AlanAschauer（1989）也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他以美国1949-1984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指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外部性还体现在对邻近空间的影响中。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会促进当地交通运输和产业发展，具有交通可达性和产业吸引力。基础设施建设会降低生产要素的运输成本，增加当地企业生产的便利性，进而对当地产业产生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将几个地区相连接，从而使得地区间的交流交换更为便捷，推动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与技术向欠发达地区流动，同时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生产要素向基础设施建设地集聚，形成集聚经济，促进当地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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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OFDI企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31
4.1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31
4.1.1模型构建....................................31
4.1.2指标选取.........................31
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OFDI企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31
4.1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31
4.1.1模型构建.......................................31
4.1.2指标选取......................................31
5研究结论与建议...................43
5.1研究结论.............................43
5.2研究建议..................................43
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OFDI企业技术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4.1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4.1.2指标选取
(1)因变量和自变量
因变量是OFDI企业技术效率（TE），数据来源于第3章测算的2010年至2020年856个OFDI企业的技术效率。
自变量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NDI），参考孙黎等（2021）学者的现有研究使用熵值法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网站数量、IPV4比例、CN域名数量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六大评价指标进行权重测算，进而得到2010—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详细测算内容见上文第四章。同时，本文假设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OFDI企业技术效率，因此对于模型（4.1）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回归系数�1，预期其符号为正。
(2)控制变量
参考鉴张超林等（2019）的研究加入相关变量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具体包括。
企业规模(C_size)，它能体现出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越大的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越多。本文使用年末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公司规模。
净资产收益率（C_roe），这也是资本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用“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来衡量。
企业年龄（C_age），较老企业更具市场经验，拥有更为先进的技术，因此会影响企业技术效率。本文用企业成立年限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股权集中度（C_top5），股权的集中程度越高，企业的大股东对公司决策的决定权越大，具体表示为“前五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国际贸易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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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2020年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国工企数据库与国泰安数据库进行匹配，找出样本期内进行OFDI活动的企业并将其定义为OFDI企业。其次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的省级数据通过熵值法得到衡量上市公司注册地址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指标。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来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OFDI企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其次，引入融资约束水平和企业国际化水平两个指标，论证了企业融资和国际化水平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过程中起传导作用。之后，本文通过采用滞后解释变量、剔除极端值等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进一步分析中，依据上市公司产权性质、规模大小、所属区域以及制度环境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并回归，考虑结果是否具有异质性。研究发现。
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企业融资和国际化水平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过程中起传导作用。第三，进一步分样本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是存在差异的。从不同区域来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OFDI企业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国有企业OFDI技术效率影响更强；相较于规模小企业，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规模大的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更强；同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能促进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