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论文，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对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11年—2020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解析各省份及地级市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进特征，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为各地区差别化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参考。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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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区域发展潜能的激发器和经济崛起的动力源。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地区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该区域的创新能力，而技术创新作为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更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对国外先进技术有较高的依赖性，强大的技术壁垒使得我国经常遭遇“卡脖子”问题，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不足、产学研合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制约中国高端技术的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形成企业、市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做出长远规划。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土地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0.7%，地理位置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产业门类，承载着“一中心四区”的重要功能，是我国粮食、煤炭、汽车等传统产业基地。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技术创新成为中部地区发展的新增量，创新为中部地区赋予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由传统的粮食等输出地角色转化为重要的技术创新策源地和新型产业基地。但是中部地区创新驱动仍面临科技创新公共投入不足、创新人才培养欠缺、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等问题。2016年国务院审议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计划（2016至2025年）》，提出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助力中部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换车超车”。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六个省份实际情况，评价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技术创新效率，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差别化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是本研究着力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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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技术创新效率的内涵
效率指一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在经济学中效率通常用来描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单位投入的产出越多，效率越高。创新效率用来衡量一个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是指在创新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不同创新方式回报率的比较。技术创新效率的概念最早由Afria提出，他认为技术创新效率是在特定创新投入下，实际创新产出与预期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效率越低[1]。从技术创新的过程来看，创新是要素投入与产出的转换，技术创新效率则是多种技术创新要素的投入向技术创新绩效转换的投入产出过程，属于技术创新系统的研究范畴[2]。从技术创新的结果来看，技术创新效率是由科技进步带来的产出效果的提高，反映在某个投入水平下，生产部门产出能力的最大值，或在确定价格和已有生产技术下，生产部门达到投入要素最佳产出比例的能力，体现有效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3]。从技术的前沿性来看，技术创新效率是相关活动接近技术前沿的程度，投入产出关系处在生产前沿面，则生产技术能以较低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生产效能高，说明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反之，技术创新效率较低[4]。
1.2.2 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
衡量技术创新效率的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是SFA（随机前沿分析）[5]和DEA（数据包络分析）[6]，随机前沿分析 (SFA) 通过设置参数模型并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计前沿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 (DEA) 方法构建生产前沿并衡量决策单元 (DMU) 的相对效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以国家[7]、省域[8]、区域[9, 10]或产业[11]为对象，通过建立两阶段DEA模型[12, 13]或依托生态系统构建三阶段DEA模型[14-16]，对各阶段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并结合Tobit模型[17]、Bootstrap-DEA 方法[18]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计算，找出提升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19]。研究结论表明，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虽然呈逐年改善的趋势，但整体仍处在较低水平[20]，且地区间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不平衡[8]，创新平台、国外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转移和外商投资等方式对创新效率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为了提高效率估计的准确性、测量随机误差和无效率项，学者们结合距离函数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构建测度技术创新效率的多输入输出框架[21-23]，并应用于互联网企业、高技术产业、特定区域等提高测量精度[9, 10, 21,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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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创新既是改进生产技术、优化要素配置、创造优质产品的重要途径，也是驱动各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而技术创新作为知识和资本积累的产物，是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驱动力，往往具有空间集聚性和正外部性[60]。由于技术创新活动周期较长，需要大量人、财、物的投入，各创新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且产出结果未知，表现出很高的风险性[61]。高风险性不仅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还会使企业缺少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缺乏技术创新的活力，最终导致市场中技术创新产品供给与需求无法匹配。在高风险环境中，正外部性会导致技术创新市场失灵问题，使企业陷入技术创新的两难境地[62]；另外，“搭便车”行为降低了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积极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被认为是一个既包含自主研发又包含国外技术吸收的知识生产函数，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自主研发，而且取决于对国外先进技术溢出的获取。通过自主研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但是后发国家自主研发的效用受到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创新绩效较低，仅依靠自主研发获取技术创新是非经济的[63]，应抓住技术创新的“机会窗口”，以低廉的成本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赶超，同时要避免产生路径依赖，防止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国家失去自主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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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技术创新理论
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技术创新的概念，他明确了技术创新的五个重点内容，一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可以在新组合下生产出具有新功能的产品或与完全取代原有产品的新产品；二是研发并运用新的生产技术或方法；三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寻找新需求；四是探索生产要素的新来源；五是成立新的生产机构或改变原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64]。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新产品的产生、新生产方法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供应来源以及新的组织形式。技术创新也被定义为将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生产要素“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过程。技术创新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学派：
新古典技术创新理论以索洛（R. M. Solow）等为代表，为技术创新的界定奠定了基础。该理论运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将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创新成立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有新思想的产生，另一个是要有创新成果的实现和后续的发展[65]。但是新古典学派理论未能反映技术和创新的动态特性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 并将技术创新过程看作一个“黑箱”，却没有揭示“黑箱”的内部。与新古典学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熊彼特学派，代表人物有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等。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该学派强调在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进步起到的核心作用，而不忽视“黑箱”内部运行机制[66]。总的来说，新熊彼特学派从创新的机制出发，以创新的起源、过程、方式等为支撑，初步搭建起创新的理论框架。以道格拉斯·诺斯（Daoglass C. North）等人为代表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结合熊彼特和制度学派的观点形成制度创新学派，探究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弗里曼（C. Freeman）、纳尔逊（R. Nelson）等人为代表，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推动技术创新，在这个系统中，各创新主体相互作用，推进知识创新过程不断循环，使得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显著的成效[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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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 ....................... 11
3.1 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现状 ................................. 11
3.1.1 科技创新主体和创新平台增多 ....................... 11
3.1.2 科技创新人才加快集聚 ................................ 12
第四章 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分析 ........................ 21
4.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21
4.1.1 全局Moran’s I指数 ....................... 21
4.1.2 Getis-Ord G୧*指数 ........................... 21
第五章 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解析 ............................ 25
5.1 模型设定 ................................ 25
5.2 指标选取 ........................................ 25
5.3 影响因素分析 ............................ 27
第六章 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策略
6.1 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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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山西、河南等城镇化率高的省市要集聚专业性人才，引进不同层次的人员，通过开展职业教育等手段培育各层次各领域人才，加速推进高质量新型城镇化。考虑地理位置与政府调控作用，缓解城镇化发展差距，形成“强政府，强社会”体系，见缝插针减少人地矛盾，逐步推进科技创新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提高城镇水平，实现各地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其次，湖南、江西等城镇化率低的省市要打破城乡边界，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减少阻碍城乡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为各类人群制定针对性政策，建立合理的人口管理和服务体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向城市迁移的农民，推进居住证制度，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逐步引导外来人口在本地落户；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借助农村的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以“区块”方式带动产业集聚，增强乡村发展实力，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助力乡村发展。再次，加强跨区域合作，实现优势资源整合。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打破地区界限，加强新型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方面的交流，重视新型城镇化与技术创新的跨区域合作。技术创新能力强、发展较好的省份加强城市间的联动作用，以城市网络平台的优势，从根源解决城市病，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主动对发展较弱的省市进行帮扶。发展较弱的地区，主动汲取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结合自身状况，进行学习尝试，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创新要素的流通，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缩小各省市间的差异，实现城镇化与创新共同发展。最后，以城市群为核心，形成城镇创新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示范引领作用，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形成创新氛围良好的城镇化格局。以创新驱动、核心引领为原则，促进各地区新型城镇化联合发展，扩大创新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范围，助力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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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对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11年—2020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解析各省份及地级市的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进特征，在空间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分析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为各地区差别化提高技术创新效率提供参考。首先，构建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技术创新效率投入产出的指标体系，利用超效率EBM模型对其测算，并从省份和城市维度分别观察研究期内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规律，以便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其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其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中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然后选取城镇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人口集聚水平、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六个指标作为影响因素，利用MGWR模型对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展开分析；最后，根据中部地区城市技术创新效率及回归结果，提出提升策略。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部地区创新平台建设加快，但是六个省份的企业家创新意识、创新资源的投入以及创新产出存在区域不平衡现象。其中，中部地区企业家创新意识较东部地区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保持波动上升的态势；虽然研发经费投入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研发经费投入总和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中部地区专利授权数达70万件，但是山西省相比于其他五省，专利授权数较低，河南、安徽和湖北三省的专利授权数是山西省的近5倍。从中部地区各省份角度来看，研究期内，安徽、河南和湖北的技术创新效率均值大于1，山西、江西和湖南效率值均值为非有效，2020年六个省份的技术创新效率均为相对有效。湖南省效率值排名上升幅度最大，从2011年的第5名上升至2020年的第1名，河南省效率值排名下降幅度最大，从2011年的第1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5名。从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角度来看，相比2011年，2020年处于效率相对有效区间的城市数量增加至21个；处于效率非有效的区间的城市数量整体上减少了7个。处于效率有效区间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散，在六个省份均有分布，2020年中部地区整体的技术创新效率持续向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