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笔者认为红色文化对于边境治理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教化，而是在符号化地嵌入边境治理的过程中，建构着边境治理的行动策略，意识形态教化只是建构边境治理策略的一个基本环节。
一、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的符号化缘起
（一）边境地区红色文化的边地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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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是由特定的政治文化属性限定的空间概念，“边”和“地”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有独特的内涵。“边”在政治上一般指边疆、边境、边界，是国家主权和权力的最外围；在文化上则具有相对于中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地”在《说文解字》中是“从土从也”的意思，“土”为生计之本即物质来源，“也”为生育之源的象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地”的关联派生出了社会关系②，例如跨境种地现象就是跨境民族文化互动的重要体现，可以说跨境民族最直观的国家边境感知就是从跨境种地过程中产生的③。自古以来，“地”就是一个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概念，“地”与“人”的生附关系，形成了“乡土中国”不同的“乡土社会”。在国家主权限定下，“边”与“地”的结合就形成了独特的边地场域空间。红色文化的边地场域性特征也即受边境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而被赋予的特殊属性和价值内涵。
上个世纪80年代爆发于麻栗坡县境内的“老山战役”属于典型的边境战争，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老山精神”逐渐成为了一种特定的边境红色资源，“老山精神”也受边境这个特殊场域的影响而具有独特的符号内涵。如笔者在天保镇街头的宣传栏中发现，“老山精神”被运用到当地的一座叫做“睡美人”的山峰意象当中，其具体描述为：“女子为了爱情最后化身为山峰，永远守护着心中的丈夫。观赏美人峰，游历白石岩瀑布，会让人们想到老山英烈的父母、妻子、女儿，他们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如同美人峰亘古难以愈合。”①在此例子中，具有一般性的红色文化符号“老山”与地方性的知识记忆“美人峰”的结合，就赋予了“老山精神”地方性的内涵和意义。在边境治理的过程中，戍边动员、民族整合、跨境互动对边境红色文化的影响成了边境地区红色文化边地场域性特征的基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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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凸显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做好人文交流和对外宣传……，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对外开放中切实保障文化安全和教育安全。”①在此背景下，加强边境治理中的文化建设成为重要的边境治理内容，边境地区的红色文化成为重要的治理资源，红色文化的资源性价值也愈加凸显。
红色文化在边境治理中的资源性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红色文化是一种政治合法性建设的意识形态资源。在麻栗坡县，政府机关对“老山精神”的宣传是边境全覆盖的，用当地的政策话语来讲就是“五进”（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其次，红色文化是一种国家象征性资源。麻栗坡县在守边戍边当中对“老山精神”的传播，对于传播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宣传国家先进的文化文明成果、象征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红色文化是边境地区争取资源的重要话语。如，麻栗坡县围绕“老山精神”主题而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老山景区、教育基地、“老山机场”、“天保口岸—老山主峰”交通线、“老山自然保护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项目支持等。最后，挖掘红色文化资源有助于带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目前，麻栗坡县境内的“英雄老山圣地”为4A级景区，“老山作战纪念馆”“老山作战支前烈士纪念馆”为3A级景区。近3年来，该县围绕“老山精神”而开展的红色旅游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总收入收入达60多亿元。②总体而言，红色文化资源在边境治理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集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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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
（一）从红色文化资源到红色文化符号的转化
在边境治理当中，对“老山精神”资源性价值的先定与认同是对其进行符号化的“功能划分”，也是对其进行符号化的根本动机。首先，“老山精神”具有引领边境治理方向的价值，其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能够引领边境治理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目标指向；其次，“老山精神”具有凝聚边境社会共识的价值，把红色文化内在的精神价值转化到边境治理中能够塑造边境地区的政党共识、制度共识和政策共识；再次，“老山精神”具有培育边民公共意识的价值，结合边境的实践需要，能够把红色文化运用到培育边民的国家意识、边境意识和参与意识当中；最后，“老山精神”具有拓展边境治理资源的价值，对“老山精神”的开发利用能够把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资源。边境治理中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界定是对其进行符号化的理论前提，进而通过具体的实践对其进行符号化建构。
笔者在整理既有调研资料的基础上，着重从内涵、价值和权威三个层次分析红色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过程。
第一，红色文化符号在时间、空间、过程三个维度上的内涵建构。首先，时间维度的内涵建构着重再现红色文化历史，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挖掘、呈现、宣传与老山战役相关的历史事迹是建构“老山精神”的重要环节。其次，在空间上强调边境治理的实践性。麻栗坡注重从边境治理的实践呈现“老山精神”的符号载体，例如“老山少年军校”“国旗下的老山”“老山儿女”等话语或“弘扬老山精神，建设秀美家园”等标语①。最后，在过程上强调社会互动性。“老山精神”的符号内涵建构是对“老山精神”的阐释、界定和社会化的过程，而其目的则在于服务边境治理的实践需要。“老山精神”的实质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其话语内涵即意在建构个体与集体、自我与国家的内在统一性和价值契合性，以此把“老山精神”符号嵌入边境地区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集体记忆当中。
第二，红色文化符号在国家象征、身份标识、伦理情感三个维度上的价值建构。首先，红色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国家象征性的合法性价值，边境治理中的“老山精神”凝结着边境社会的国家意识，正如麻栗坡县居民所言，“老山精神就是爱国爱家的精神”②；其次，红色文化符号被建构成为标识边民身份的重要符号。在麻栗坡县城、天保镇以及小寨村的居民访谈中，“我们都是老山儿女”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话语，“老山精神”赋予了当地居民的“老山儿女”身份，成为边民身份的重要标识。最后，边境红色文化符号逐渐被赋予了伦理情感价值，并以政治伦理强化边民与国家的纽带关系。麻栗坡县在脱贫攻坚中组建新时代“老山突击队”以及打赢新时代“老山战役”的动员当中，多次以“老山儿女应该做的”等口号进行政治动员③，实际就是把“老山精神”政治伦理化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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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边境红色文化符号的社会传播及其强化
红色文化符号的社会传播本质上就是红色文化的社会传播，“传播红色文化就是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历史记忆和价值认知。”②就红色文化的符号化而言，红色文化的社会传播是丰富和拓展红色文化符号内涵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红色文化符号社会化的基本路径。从边境地区红色文化符号传播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主要的传播策略可以概括为主体多元的传播结构、边境全域的传播过程、媒体融合的传播路径三个维度；意识形态上的教化、经济发展中的激励、文化传承中的创新、治理参与中的引导是当前传播红色文化符号的基本导向。在红色文化符号的社会传播过程中，红色文化符号的意义也逐渐在传播互动中被接纳。
第一，边境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首先，主体多元的传播结构。随着新媒体和个人媒体的发展，目前边境地区传播“老山精神”的主体包括政府、军队、媒体、企业、个人等，还包括从中央到地方不同行政层级的传播主体，共同组成了边境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结构,例如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文山日报等都有过对“老山精神”的相关报道。其次，边境全域的传播过程。除了在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传播以外，边境地区的红色文化符号还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逐渐实现“跨境传播”和“跨界传播”，其影响力也逐渐从边境外溢到全国和境外；最后，媒体融合的传播路径。随着新媒体、个人媒体、智能媒体的发展，边境地区对“老山精神”的传播呈现一种融合式传播的现状，既有传统媒体（例如口号标语等）也有新媒体，既有政府媒体也有个人媒体，既有中央、上级政府的媒体也有地方性的媒体，既有直接性的新闻、报纸、杂志等媒体，也有间接性的民间故事、诗歌、小说等间接性的传播媒体。概言之，边境地区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在路径上是多种媒体融合的传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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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的运用形式 ...................... 38
（一）府际协同推进红色文化符号的治理融入 .......................... 38
（二）政社互动实现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输出 .......................... 39
四、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的功能发挥 ................................ 47
（一）沿边社会整合的价值标识 ...................................... 47
（二）政府文化建设的话语手段 ...................................... 47
五、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的创新发展 ................................ 60
（一）红色文化符号运用中的问题 .................................... 60
（二）红色文化符号的运用需强化 .................................... 65
五、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的创新发展
（一）红色文化符号运用中的问题
1.红色文化符号在市场化消费中存在内化困境
政治论文参考
红色文化符号具有独特的社会消费性特征，并在市场资本的驱动下吸引了多个主体参与到红色文化的符号化消费秩序当中，在政府、企业、个体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红色文化的消费秩序当中，资本置换是其内在的运行逻辑。从直观的层面来说，各地大力发展的红色文化旅游和红色文化产业就是对红色文化进行符号化消费的体现。自麻栗坡县积极推进“红+边”等旅游发展战略以来，“麻栗坡县紧紧抓住国家和省推动旅游产业大发展机遇，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自身特殊资源禀赋，以‘英雄老山圣地’国家4A级景区为基础，推进大众旅游、智慧旅游和‘旅游+’‘+旅游’，全力打造全国红色旅游‘新高地’。近3年来，该县旅游人数累计达1411.72万人，旅游总收入121.27亿元，其中，红色旅游接待人数705.86万人，旅游收入60.64亿元。”
但是，随着市场化机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嵌入，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符号化消费需求逐渐从社会建构拓展到个体化的自我建构，也即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驱动下，个体自觉地对红色文化进行符号化建构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价值变现。例如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老山精神”的相关内容，以此来获取流量或者承接广告等，并通过流量、IP变现等形式，把红色文化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价值转化为个体性的物质利益。通过微信搜索“老山”“老山精神”，发现多个公众号内均有广告植入。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红色文化符号的传播，但是在此符号化消费的链条当中，以市场为导向的吸引流量和消费者需求是驱动个体对红色文化的内涵和意义进行市场化加工的核心环节，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导致对红色文化符号社会意义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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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红色文化对于边境治理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上的社会教化，而是在符号化地嵌入边境治理的过程中，建构着边境治理的行动策略，意识形态教化只是建构边境治理策略的一个基本环节。从功能上来说，正是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价值诱发了边境治理中对红色文化的符号化建构，并且始终是发挥红色文化符号功能的根本纽带。从过程上来说，红色文化在边境治理中的符号化过程始终维护、动员、推动边境治理的行动，促进边境治理现代化。
红色文化符号在边境治理中的建构与运用是不同主体互动的过程，政府领导下的多元力量参与使得边境治理在结构上逐渐转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事实上推动了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实践中，边境治理从对问题的治理转向治理问题的过程建构，红色文化的符号化起到了动员边境治理过程的文化机制，把市场资本、边民群体、社会团体等力量吸纳到边境治理的过程，推动着边境合作治理的发展。
在边境治理中，红色文化符号经历了在时间、空间、过程三个维度上的内涵建构，在国家象征、身份标识、伦理情感三个维度上的价值建构以及对红色文化符号的权威建构之后，红色文化资源逐渐转化为意象化的红色文化符号。红色文化符号在边境治理中的社会传播则不断扩展了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边界。随着红色文化符号的扩散，符号自身的视率、覆盖率，辨识度、认知度、感召力逐渐提高，进而推动着红色文化符号域的形成与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