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论文，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地方政策创新有开阔的政策空间，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创新在上升为政策创新时存在困难、“人治”与“人走政息”现象并存以及省级、乡镇级政府和村级组织创新乏力等等。基于此，应完善自下而上的创新逻辑，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建构创新的长效机制以及推动省级、乡级政府与村级组织创新的空间转向。
第一章 政策企业家：理论与实质
第一节 “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理论体系
上世纪60年代，机构膨胀、效率低下、成本增加等“行政国家”弊端日趋显现，一种鼓吹市场万能、强调引入企业化管理来革新传统官僚制政府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取代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之同时，在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进程中，一方面，西方选举进一步蜕变为资本的游戏，受其支撑的选举政治、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等日遭民众质疑（如特朗普的竞选成功及其政府的多次被弹劾，最为鲜明）；另一方面，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摒弃资本代议、行使自身参政权利的意愿渐增。所以，为继续稳固自身统治地位，资本利益集团亟需寻找新的“代言人”维护其统治。基此，美国学者John W.Kingdom适时打造出“政策企业家”①及其理论体系。
Kingdom认为，西方传统理论在推动政策创新方面都存在局限：James .E. Andson的全面理性模式②并不足以确保政策制定过程始终保持理性，因为个体处理信息的能力总是有限；Charles Lindblom的渐进决策理论③，又无法解释现实政治生活中议程的非渐进变化现象；Michael D. Cohen、James March和Johan G. Olsen等人提出“垃圾桶模型”④，倡导多溪流模式——组织的决策行为受到问题、治理方案、参与人员和机会策略四种原流影响，但不稳定的多支分流时常冲击公共政策生成的主流选择。所以，亟需新求一类推动多溪流汇合的关键人物。因此，这类新人即是Kingdom指称的“政策企业家”。他们政策出台的意图强烈，在“政策之窗”开启之际，实现“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三溪流⑤汇合，并使自己最得意的政策建议进入政策议程。自Kingdom普及政策企业家概念以来，公共政策学者对政策企业家的兴趣日增，他们运用案例研究与定量分析的方式探究政策企业家所做的工作以及他们的行动促成政策变化的条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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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普适”于西方：理论应用范围的考察
政策企业家理论自美国诞生后迅速传播于西方世界，后又经Mintroml、Roberts和King等学者补充，已成为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生成的典型工具。学者们采用该理论探讨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此对本国或他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范围也从美国扩展至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加拿大、法国、以色列、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具体而言，西方政策企业家已在多个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民生方面，法国以及德国的政策企业家通过建立联盟推动了工业童工法的创立①，美国政策企业家艾琳·梅林访问过的州更容易通过“艾琳法”（反对虐待儿童政策）②，儿童健康倡导者和财政保守的州长推动了早期和定期筛查、诊断和治疗（EPSDT）方案的颁布③。医疗改革政策④、儿童抚养政策⑤、反腐败斗争也都是政策企业家们努力的结果。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以色列和约旦边境地区的政策企业家促进了有机农业跨界事件与跨境害虫控制⑥，哥斯达黎加、马达加斯加和法国的政策企业家致力于传播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政策工具⑦，“大地之友”促进了2008年英国气候变化法案（CCA）⑧。此外，以色列反腐败政策⑨、电力运输政策①、澳大利亚开放政府数据（OGD）②、全球气候智能农业联盟③、美国阿肯色州第1220号法案④等皆是政策企业家努力的结果。资本主义背景下，政策企业家凭借自身优势资源，推动政策创新，以此实现政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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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沃土”与水土不服：“政策企业家”在中国失败之分析
第一节 从“介绍”到“中国化”：政策企业家的“中国沃土”
政策企业家理论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引进中国，此时学者们更多地是对该理论进行介绍，还未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1996年，薛澜在“21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研讨会上介绍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首次援引“政策企业家”①概念。当时他还较为谨慎地认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建立政策分析机构或创办相关出版物。2004年丁煌、方兴翻译了Kingdon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②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引用政策企业家理论。2006年张凤和《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政策空间》③一文指出，政策企业家是政策空间中的活跃者，他们在“私人问题→公共问题→政策议题→系统议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韩志明指出了政策企业家与政策方案的联系，强调他们为使自身所倾向的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不仅要理解和解释政策现象，还要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④
2008年以后，学者们将其运用于我国具体实际，用其指代政策生成中真实的“人”。学者们认为以地方主官、基层官僚、行政官僚为首的政府工作者，以专家、公众人物、非政府组织为首的非政府工作者，以及为政策创新创造条件的跨体制人员，都是我国的政策企业家。⑤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在政府创新中发挥着决策功能，所以其是更为典型的“政策企业家”。正如学者张翔所指出：地方政策创新虽然以某一级地方政府为具体场域，但却不是任何以及地方政府的独立行动，而是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集体行动，并依赖上下级政府间的广泛互动，所以在中国，地方政策创新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企业家的一种集体性的政策创新或政策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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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空间差异：“政策企业家”理论在中国失败的原因
由于中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政策创新主体性质、公共政策性质、政策创新过程场域以及创新是政策现象还是政治现象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导致我国不存在政策企业家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沃土”，以政策企业家理论分析我国地方政策创新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一、中西体制差异
西方思想家强调人性本恶，每个理性经济人都在追逐自身的绝对自由，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因此西方国家强调个人利益，突出个人存在的价值，催生了三权分立体制。在该体制下，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这种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促成了“碎片化”的政治共同体，也形成了开放的公共决策机制。该政治空间又决定了西方国家制衡式的“政策空间”：各个国家机关为维护自身利益，相互竞争，推动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出台，然而三权分立不过是将权力垄断于资本主义手中的工具，其本质是协调资产阶级内部权力分配的一种机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自古以来便强调“家、国、天下”等集体观念，个人具有强烈家国情怀。所以我国政策创新同样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性，必要时需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在政策创新的目的方面，西方政策企业家推动政策议程是为实现资本增殖。他们将自己所倾向的政策附加在引起官员关注的问题上，并借助“政策窗口”的打开使自己最得意的政策建议进入议程，以此从新政策中获利。而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诉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就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公共政策亦是实现资源分配与社会公正的有效工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显著提高，然而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等问题依然存在，追去社会公平一直是我国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共同追求。公共政策即是立足于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政治活动。通过公共政策对资源的再分配，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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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的空间 ........................... 20
第一节 地方政府政策创新实践 .......................... 20
一、步云乡“公推直选”改革 ................................. 20
二、咸安区“以钱养事”改革 ............................. 21
第四章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的逻辑 ................................ 28
第一节 政策空间与政策创新逻辑的关系 ............................ 28
一、政策空间赋予创新合法性 .................................. 28
二、政策空间影响创新边界 ........................... 28
第五章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的问题与建议 ................................ 33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 33
一、政府创新上升为政策创新的局限性 ............................. 33
二、“人治”与“人走政息” .......................... 34
第五章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的问题与建议
第一节 我国地方政策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公推直选”创新只在乡镇层级推广，无法实现政策化转向；“以钱养事”仅在湖北省内实行，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公开政治”在其主导人吕日周离任后难以为继，这都表明我国地方政策创新的空间未有效开启，地方政策创新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政府创新上升为政策创新的局限性
政策创新是政府创新的一部分，只有制度化、政策化的政府创新才能被称为政策创新。政府创新向政策创新的转化表示该项创新已经成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然而纵观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的获奖案例，却很少实现政策化，这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向政策创新转化时存在困难。
以“乡镇长公推直选”案例为例，围绕着“公推”和“直选”两个环节，“公推直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2003年12月7日，四川省成都市在新都区木兰镇试点进行了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2004年云南红河州下辖石屏县推行的乡镇长、2009年在南京市363个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换届中全面推行公推直选、2011年广西扶绥县岜盆乡公推直选乡党委领导班子等等，公推直选在全国多个省市展开实验，然而，“公推直选”这一地方政府创新始终没有被政策化或者制度化。
这是因为：政府创新只有严格遵守在政策空间内，才能实现向政策创新的转向。乡镇长公推直选即是超越了政策创新的制度空间。1999年初《法制日报》文章《民主不能超越法律》对张锦明主导的乡镇长直选进行批评。有学者则直接指出步云乡直选乡镇长的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律规定。①我国宪法第10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政府的省长、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这表明，我国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由同级人民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选举产生。可见，步云乡直选乡镇长的做法与我国宪法要求相抵牾。这意味着创新一旦超越政策空间的范围，创新的政策化将难以为继。
政治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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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政策企业家理论作为资本主义背景下影响政策生成的新工具，适应于西方世界。而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差异显著，盲目引进该理论并将其“中国化”，以此呼唤中国式“政策企业家”的出现，必将导致一系列风险。事实上，中国古人通过不断探索，早已在地方政策创新方面呈现出一套中国方案。一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地方政策创新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二是广开言路。韩愈有言“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意思就是不能堵塞言路，言路堵塞，国家就会灭亡。只有广开言路，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了解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三是穷思辨，变则通，通则久。遇到发展瓶颈时，要及时改变，才能走出困境。正是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我国古代地方政策创新才得以长盛不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当前治理困境，不能一味地学习西方，以西方理论解释我国实际，更应该是回顾我国历史，从古人的治国方案中寻找智慧，唯有如此，才能照亮一个国家前行的路。因此，在面对新颖的西式理论时，学界首先要对其全貌进行深入分析，避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绝对崇拜，始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