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本文基于5A级旅游景区评定这一旅游领域评比表彰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3~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5A级旅游景区评定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
第1章绪论
1.1问题提出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环境，我国政府制定系列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了我国政府环境治理的决心，也突出了我国环境治理的迫切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很容易遭遇“搭便车”困境（王茹，2023）[1]。事实上，在现实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权责利等协同机制不完善，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均存在逃避社会责任、参与动力不足等问题，地方政府或因追求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环境规制成本过高而容忍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众或因高昂的监督成本及回报不足等问题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协同治理面临一定困境。
构建激励共容、多元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发展至复合型环境治理的新阶段，即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社会变革阶段（洪大用，2016）[2]。为更好地解决传统管理中的“主导”和“参与”的矛盾，需要构建多主体之间多样化的协作或合作治理模式（杨立华和张云，2013；Wu et al.,2020）[3,4]。如何形成激励是加强主体统筹、实现多主体有序参与的关键（郁建兴，2019）[5]，而解决激励问题需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实现过程的所有个体和群体（Freeman,1990）[6]。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是生态环境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环境保护政策，社会公众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因此，如何满足各方收益以激发多元主体协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也已成为理论与实务界研究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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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思路
本文以我国5A级旅游景区评定作为政策实验，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旅游领域评比表彰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首先，对研究评比表彰与地区环境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创新点。其次，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探讨基于5A级旅游景区评定的旅游领域评比表彰政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本文主假设，并进一步结合晋升锦标赛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深入探讨其作用传导机制。再次，本文，以2003~2019年我国27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5A级旅游景区评定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在基础回归之后进行了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性得分匹配、替换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提高本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并进一步探究5A级旅游景区评定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地区环境治理，并且进行异质性分析以及空间溢出分析，使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丰富。最后，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得出本文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类似于5A级旅游景区评定等旅游领域评比表彰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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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概念、理论与文献综述
2.1核心概念界定
2.1.1评比表彰
评比表彰是一项技术性工具，由上级政府根据不同政策目标设定评价标准，并对下级政府进行考核，对排名前列的下级政府授予荣誉表彰。长期以来，政绩考核主要关注经济指标，被认为是推动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因素（Hong et al.,2005）[29]。然而，作为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评比表彰力图通过设置表彰项目，引导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并注重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和公共权力科学配置，进而实现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评比表彰的本质在于激励地方政府有效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从而推动地方政府参与竞争并提高行政效能。
近年来，评比表彰项目在不同的领域和层级不断涌现，主要集中在非经济领域。这些项目采用“申请+考核+获称”的方式组合，旨在通过竞争氛围激励地方政府在某一领域进行有效治理。为了发挥评比表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评分排名较高的地方政府将被授予“模范”“先进”等荣誉称号，例如“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等。这些荣誉称号鼓励更多地方政府参与各类评比表彰活动，实现“以点带面”的引领和示范效应。评比表彰取得的积极成果证明了其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改善公共治理方面的重要性。
2.1.2环境治理
环境治理是指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通过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分析和评价，采取各种手段及措施，以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综合性工作。具体而言，环境治理包括了环境监测、环境规划、环境管理、环境修复、环境应急等方面的内容。其目的是保障人类的健康、生态系统的稳定，以及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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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关理论基础
2.2.1外部性理论
根据萨缪尔森的理论，外部性是指生产或消费活动对于除了市场参与者外的其他人造成的影响（Samuelson,1954）[31]。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例如教育、科技和健康等方面带来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效应。它也可能是负面的，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堵等对其他人的不利影响。环境污染便是典型的负外部性例子，因为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这种情况被一些研究者描述为资源配置的无效性。外部性理论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被用来解释环境污染引发的原由，具体地说，在环境污染问题中，企业或个人在生产或消费时，往往只考虑了自身的私人成本和利益，而未能充分考虑对其他群体以及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未被纳入市场交易中，也未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造成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为此，必须引入一些特定因素以引导企业和个人在生产和消费中更好地考虑环境成本和利益，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政策和标准来保护环境，监督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确保他们遵守法规和环保要求。政府还可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鼓励创新和投入环保设施建设。而社会公众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参与和监督方面。公众可以通过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听证会、环保信访等程序，表达对环境建设和项目实施的看法和意见，并且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和舆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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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2
3.1制度背景............................................22
3.1.1 5A级旅游景区评定历程.................................22
3.1.2 5A级旅游景区评定对环境质量的考核标准...................................22
第4章样本选择、研究设计与变量设定.............................28
4.1识别策略与计量模型.....................................28
4.1.1基准回归模型.................................28
4.1.2中介效应模型.....................................29
第5章实证结果与分析..........................34
5.1描述性统计.................................34
5.2主效应分析...............................34
5.3稳健性检验....................................36
第5章实证结果与分析
5.1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从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首先，工业污染物排放（Enviro_Water）的均值为17.0701，标准差为16.6274，各地级市环境污染程度差异较大。其次，（Treat_Post）的均值为0.2529，表明在4726个样本中，有25.29%的样本当年至少入选一个5A级旅游景区。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均值为9.5433、人口密度（Dens）的均值为0.0422，第二产业占比（Ind）的均值为0.4887，第二产业占比二次项（Ind2）的均值为0.2547，经济发展水平（Gdp）的均值为5.4313，经济发展水平二次项（Gdp2）的均值为57.4594，与现有文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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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念。这一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必须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十大报告对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要求、新方向和新部署，这既是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顺应全球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满足各方收益，构建激励共容、多元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现阶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旅游领域评比表彰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地方环境质量也具有严格的考核标准，从而能够满足多方利益诉求推动地区环境治理。研究旅游领域评比表彰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证实旅游领域评比表彰对于环境治理的价值内涵，而且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可行性方案。
为此，本文基于5A级旅游景区评定这一旅游领域评比表彰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3~2019年中国278个地级市（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5A级旅游景区评定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进一步基于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社会公众参与机制的双重视角，探究5A级旅游景区评定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具体作用机制；同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下，分析5A级旅游景区评定的环境治理效应的差异；最后利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检验5A级旅游景区评定的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