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认为，绿色技术创新融合了绿色发展理念与创新驱动模式，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动能，绿色发展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基本导向，统筹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升我国生态效率是可持续绿色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1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渐下降，中国作为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样未能摆脱这一问题的困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8.7亿元提升至2020年的1008782.5亿元，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1978年的1.8%提升至2020年的17.3%。然而，粗犷型的发展模式在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化石能源的大肆消耗和生态资源的铺张浪费等问题，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亟待解决。根据《2021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与过去相比有所提升，但整体形势依旧严峻，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21个城市环境质量超标，占35.7%，若不扣除沙尘影响，3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比例为43.1%，；水质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2021年自然资源部门3632个地表水检测断面中，水质较重污染占比28.8%，重污染占比11.8%，严重污染占比3.4%，1900个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位点中，水质严重污染占比20.6%；温室效应依然存在，全年平均气温10.53℃，较常年偏高1.0℃，为1951年以来历史最高，全国六大区域气温均较常年偏高。整体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全方位、分层次、多角度的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工作，转变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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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相比于传统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动能、结构和成果三个方面均衡的提升和改进。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条件之一。党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基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进行的角度，Schaltegger and Sturm[1]在1990年首次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即一定的劳动、资本、资源等方面的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贡献率，能够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是连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纽带，客观地反应了二者之间的协调程度。因此，生态效率是评价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提升生态效率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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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讲究对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效率”，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由于数据缺失，剔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选择2008年至2020年作为研究区间，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生态效率，全文共分六个章节。按照“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生态效率的指标选择及测度—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实证检验—相关政策建议”的研究主线，提出研究观点和见解。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开展研究设计，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内容，明确研究方法和整体思路，对可能存在的创新点进行总述。
第二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技术创新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概括，接着对现有国内外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生态效率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并做出简要评述，为下文理论框架的构建、影响机制和实证分析寻求理论支撑。
第三章：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理论分析。本章节在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阐述并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特征，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和动力机制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机理和路径，提出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作用于生态效率，环境效应包括了污染治理、环境规制和节能减排三个方面，经济效应包括了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我国生态效率的测算与特征分析。本章节选取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指标，构建了我国生态效率测算的指标体系；首先，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我国省级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其次，运用Malmquist指数动态模型，对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行动态变化描述，构建SBM-DEA-Malmquist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效率评价体系；最后，进行投入冗余和产出和不足分析，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分析生态效率底下的原因，为后续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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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技术创新理论
（一）传统技术创新理论
1911年，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这一概念和理论基础，创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2]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可以理解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在原有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和条件，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并且指出创新不单单局限于技术范畴，而是应该延展到经济范畴，不是技术上单纯的发明创造，而是将已有的发明创造成果引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中，为企业带来先进的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由于熊彼特的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和超前性，因此并没有为学者们广大接受，其创新理论也并未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成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也开始被学者们逐渐关注，并且对于技术创新开展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学派。
以曼斯菲尔和卡曼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提出了创新周期和技术创新扩散等新理论，将研究视角由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转向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完善补充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或者迫于行业内竞争对手的压力而被动采取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两种创新活动必不可少。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市场失灵的状态下研究技术创新，提出了著名的索洛模型，索罗认为从长期看来，较高的储蓄率可以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当经济达到稳定状态时，高储蓄率则不能继续刺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比率决定了人均产出的增加，说明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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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生态效率的研究综述
2.2.1生态效率的内涵
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从广义上来讲可以定义为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和产出效率，体现了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状态，也反映了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1990年，德国学者Schaltegger and Sturm[1]首次提出了生态效率的概念，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纳入统一框架考虑。199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商贸委员会（WBCSD）界定并推广了生态效率的概念，从数个不同的方面将生态效率定义为“在满足人类生活需要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将生态压力和资源消耗度逐渐降低到可恢复的环境容量范围内”[3]。联合国发展与贸易大会（UNCTAD）从维护生态质量为出发点，也进行了类似的界定，生态效率是在经济价值保值或者增值的前提下，降低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4]。
生态效率被视为经济和生态间平衡发展的指标，同时生态效率可以用来衡量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通过产出和投入比值来度量效率高低。
Kuosmanen和Kortelainen（2005）[6]提出生态效率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结合以衡量二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关系。Bing Z（2008）[7]认为生态效率就是在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情况下，实现环境污染的最小化。Mickwitz等（2006）[8]和Maxime等（2006）[9]从企业、行业和区域层面分别对生态效率进行了研究，认为生态效率可以衡量企业、部门产出或地区经济保持或增长，同时规避或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效率，因此，生态效率是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效指标。Schaltegger 和Burritt（2000）[10]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际产出与产生的环境污染的比值可以衡量生态效率。Scholz和Wiek（2008）[11]从企业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生态效率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并采用经济效益增长量与环境绩效提升水平的比值来衡量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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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理论分析 .............................. 19
3.1 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分析与动力机制 ........................ 19
3.1.1 绿色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 19
3.1.2 绿色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的区别 ..................... 20
4 我国生态效率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35
4.1 评价方法及指标选择 ................................. 35
4.1.1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 ........................ 35
4.1.2 Malmquist效率指数模型 ....................... 36
4.1.3 指标体系构建 ............................... 37
5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实证分析 ..................... 51
5.1 基本面板模型回归 .................................. 51
5.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51
5.1.2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52
5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实证分析
5.1基本面板模型回归
本文所选择变量如下所示：
（一）被解释变量
生态效率（EE）：本文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生态效率，具体数值已在4.2节列示，此处不再赘述。
（二）核心解释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经济体突破原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通过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提高生态效率。绿色技术专利的数量是衡量绿色创新最重要的产出指标，绿色专利数量包括了绿色专利授权量和绿色专利申请量，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102]认为专利的申请量比专利的授权量更能体现出创新的水平，周煊等（2012）[103]指出专利的授权由于需要时间检验，因此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Tan等（2014）[104]在研究中国企业创新时发现中国的专利授予易受官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各省份企业绿色专利的申请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验证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FM）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SY）。
（三）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AGDP）：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受限于经济整体规模较小，产业发展更偏向农业和手工业，环境的污染程度较低，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攀升，产业结构会转向重工业，整体经济发展模式偏向粗犷型，环境的恶化程度也随之加剧，导致生态效率下降。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发展模式逐渐转向集约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增大，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随之降低，进一步提升生态效率。参考于斌斌等（2019）[105]的研究，本文采取各省份人均GDP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外资利用水平（FDI）：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当地的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生态效率。然而外商直接投资也会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国际性的产业转移，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至投资区域，存在污染转移效应，降低生态效率。参考蔡乌赶和周小亮（2017）[106]的做法，本文采用各省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外资利用水平。
经济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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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6.1研究结论
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生态效率作为连接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桥梁”，本文将生态效率作为衡量绿色发展的指标，探索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效果。首先，从技术创新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效率在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和动力机制，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详细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通过经济和生态两种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为实证检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再次，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生态效率，并结合Malmquist效率指数以及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率分析了研究期间各省份生态效率的变动趋势以及内在成因，以动静结合的方法综合分析了我国生态效率现状。最后，选取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以Tobit模型和系统GMM模型为研究方法，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通过系统的研究和科学的论证，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一）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特征和动力机制，本文提出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影响生态效率。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因此绿色技术创新存在经济效应增加期望产出，也存在环境效应降低非期望产出，但经济效应的最终影响方向还取决于绿色技术创新成本和期望产出增加量的大小，短期内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可能大于期望产出增加量，长期来看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一定会小于期望产出增加量。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效应主要体现在污染治理、环境规制和节能减排三个方面，经济效应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从微观上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提供新的资源投入和抢占绿色市场来提升企业经济产出，从宏观上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影响劳动就业和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来提升区域的整体经济水平。通过经济和环境两个方面的效应共同发力，最终会实现生态效率的提升。
（二）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综合测度了中国2008-2020年间各省级行政区的生态效率。研究表明我国整体生态效率虽然在研究期间呈上升趋势，但整体生态效率还处在较低水平，在区域层面上呈现了东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的空间格局。Malmquist指数显示研究期间我国整体生态效率出现了3.6%的增长，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均有小幅度上升，中部地区上升最多，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