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使用CHFS 2015—2019三期的面板数据，基于Barrett and Constas（2014）的复原力概念和Cisséand Barrett（2018）的计量测算方法，结合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减贫实践和目标，测度了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韧性（包括脱贫韧性和发展韧性），。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复原力”（resil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re”，意思是“反弹”或“反冲”，起初作为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应用，后逐渐拓展到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政治冲突频发，气候、经济或健康冲击以及对极端天气事件频率增加的预期，已导致许多发展和人道主义行为者在（事前）压力和（事后）冲击中重新定义发展（Barrett et al，2021）。由于穷人很容易受到不断变化的环境以及经济和自然冲击的影响，反贫困计划已开始优先考虑复原力①（Hills et al.，2018；Phadera et al.，2019；Cui et al.，2023）。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发展报告2023》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冲突、通货膨胀、经济增速放缓等危机交织叠加所产生的冲击使得全球减贫进程遭遇逆转，波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银行《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2022》的研究数据，2020年新冠大流行导致约9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是1990年开始全球贫困监测以来最多的一年。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此次的大幅冲击及之后的乌克兰战争、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气候冲击等因素复合使得全球减贫进展进一步倒退了四年。报告预计，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达到7%，远高于世界银行3%的目标，联合国203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更显得遥不可及。并且，其数据显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在应对不足的情况下，危机也将无可避免地影响一国的收入不平等。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5-2019年欧洲相对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但2020-2021年发生率逆势上升，在具备统计数据的31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上年增加。这一系列的事实和数据表明，近年来，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全球减贫事业呈现出返贫风险大、扶贫效果处于波动中的特点，尤其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次就我国的减贫实践来看，尽管我国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但实现长期减贫仍然任重而道远。脱贫攻坚完成后，脱贫地区和群众仍然面临着返贫风险大、发展能力不足的困境。
经济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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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关于商业保险的影响研究
袁成（2022）指出，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是保险的传统功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逐渐派生出资金融通、财富管理、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等诸多功能。根据现有文献，本文将对商业保险的影响研究大致分为宏微观两个角度。宏观角度主要讨论了商业保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观角度主要集中于商业保险对居民储蓄和消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贫困及贫困脆弱性、居民幸福感等方面。首先从宏观角度看，主流的观点是商业保险能促进经济发展。1964年世界贸易与发展组织提出“一国保险与再保险市场发展是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观点，自此极大推动了保险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学科的融合研究，拓展了保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周道许（2006）分析指出，保险所带来的风险转移和补偿的好处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好处将有利于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但更多停留在经验阐述层面。蒲成毅和潘小军（201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将保险作为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安全性服务需要纳入一般消费范畴，将保险消费分为生产消费保险和生活消费保险，前者以生产要素形式进入生产函数，后者以生活要素形式进入效用函数，通过具体的保险消费活动行为来体现其风险保障功能、资金融通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其研究发现尽管其直接推动经济作用有限，但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巨大，平滑经济社会运行风险的稳定作用突出，从而从数理角度为传统保险理论“保险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判断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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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第一节理论基础
一、贫困脆弱性理论
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体、家庭或社区在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和冲击时，其陷入贫困或维持贫困状态的可能性。这一概念强调了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的问题，还包括了缺乏抵御风险和冲击的能力。脆弱性高的群体在遭遇不利事件时更容易陷入贫困，或者已经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会因为这些事件而进一步恶化其经济状况。与传统的贫困理论相比，贫困脆弱性理论注重事前预测，在消减策略上更强调风险应对。
黄承伟等（2010）指出，脆弱性的程度依赖于风险的特点和家庭抵御风险的机制。其中，风险抵御机制包括两部分，一是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即家庭拥有的资本,家庭将其创造出来的资产（包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用于产生各种途径的收入（包括经营性收入、资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收入高低与风险暴露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二是家庭采取的抵御风险的行动。这些行动既包括事前也包括事后，事前行动如积累资产、加入网络等，事后如减少食品数量和质量、延迟健康相关的支出、不让儿童上学或让儿童成为劳动力、临时打工、减少投资等(Chaudhuri et al.，2002)。基于此，黄承伟等（2010）的研究提出，政策干预要从减少风险和建立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两方面入手,并且不鼓励那些效果不好的抵御脆弱性的行为。姚领和谢家智（2022）的研究更进一步，他们基于风险和风险应对是脆弱性的两大核心要素，通过风险“冲击—应对”分析框架理论和实证结合起来分析后发现，虽然贫困脆弱性取决于人们的福利水平及风险冲击与风险应对的两种力量的对比，但是风险冲击仅仅是贫困脆弱性的诱因，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才是贫困脆弱性的根本，风险应对能力既能通过降低福利波动，又能通过提升福利水平来消减贫困脆弱性，其中风险应对能力包括在事中发挥抵御作用，主要与家庭所拥有的资本和多样化策略有关，是承受体应对风险灾害结果的静态反应（Leary et al.，2001），还包括在事后发挥抗逆作用，主要指“有效利用资源”“积极采取措施”进而产生“良好的适应结果”的适应性、恢复性行动（Kasperson.R and Kasperson.J，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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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商业保险对我国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影响效应
商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和财务规划工具，对于提升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韧性具有重要作用。减贫韧性是指家庭在面对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风险和冲击时，能够保持或提高其生活水平，避免陷入贫困或维持贫困状态的能力。目前没有研究能够直接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方面的研究都是缺乏的。但它们的关系从商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动态贫困以及贫困陷阱①的关系中可见端倪，以下是本文的详细分析：
首先，从贫困脆弱性理论的角度看，商业保险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和损失补偿机制，降低农村家庭因意外事件（如自然灾害、疾病、意外事故等）导致的经济损失。这种风险转移机制使得家庭在遭遇不利事件时，能够得到经济补偿，从而减少因风险暴露而导致的贫困可能性。此外，商业保险的财务安全和心理支持功能，能够增强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提高他们面对逆境的心理韧性，进而提升家庭的整体减贫韧性。
其次，动态贫困理论强调贫困状态的变化和时间维度。商业保险在此框架下，通过提供长期保障和储蓄投资功能，帮助农村家庭进行财务规划和资产积累。例如，人寿保险和养老保险产品不仅提供风险保障，还具有储蓄和投资功能，有助于家庭在面临长期收入不稳定时，保持生活水平和消费稳定，减少因收入波动导致的贫困风险。
最后，贫困陷阱理论关注初始条件对家庭长期经济状况的影响。商业保险通过提供风险保障和财务支持，能够帮助农村家庭避免因一次性的大额支出而陷入贫困陷阱。例如，健康保险能够减轻因疾病导致的医疗费用负担，教育保险能够帮助家庭规划子女教育支出，从而避免因教育投资而导致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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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设计.............................21
第一节数据来源...............................21
第二节模型设定....................................21
第四章我国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时空特征及分布动态...................27
第一节全国整体层面...........................27
第二节四大经济区域层面..............................29
第五章实证分析.....................................33
第一节基准回归........................................33
第二节稳健性检验..............................35
第五章实证分析
第一节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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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商业保险对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针对脱贫韧性，第（2）列针对发展韧性。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无论是脱贫韧性还是发展韧性，核心解释变量保费支出的系数落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商业保险显著改善了农村家庭未来的福利状况，H1得证。
此外，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是平均边际效应，即解释变量变动一个微量单位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期望值的变动，难以捕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的影响，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了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表5-2展示了估计结果，其中，Q25、Q50、Q75分别指的是25%、50%和75%分位数点。从表5-2可以看出，随着分位数点由低到高，核心解释变量保费支出的系数显著地由高到低，这意味着相比于高减贫韧性的家庭，商业保险对低减贫韧性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有一点需要说明，在表5-2第（6）列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当家庭具备较高的发展韧性时，商业保险对家庭发展韧性不再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有：第一，饱和效应。当家庭发展韧性已经很高时，商业保险提供的额外保护可能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影响，因为家庭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抵御风险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比如拥有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如亲友网络、社区资源等，这些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商业保险的作用；第二，边际效益递减。随着家庭发展韧性的提高，商业保险带来的边际效益可能会递减。但，从发展韧性分布情况来看，我国具有高发展韧性的农村家庭仍为少数，中低发展韧性的家庭占大多数，且呈现出逐年递增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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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第一节结论
首先，本文使用CHFS 2015—2019三期的面板数据，基于Barrett and Constas（2014）的复原力概念和Cisséand Barrett（2018）的计量测算方法，结合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减贫实践和目标，测度了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韧性（包括脱贫韧性和发展韧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分布动态（借助折线图和核密度图）。其次，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商业保险对我国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根据农村家庭减贫韧性的测度结果，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且稳定：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家庭的脱贫韧性均值保持在较高水平，并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这一积极效果不仅体现了政策的有效性，而且为正确评价我国的减贫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发展韧性亟待加强：尽管脱贫韧性表现良好，但农村家庭的发展韧性却普遍低于脱贫韧性，并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农村家庭在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方面存在不足，缺乏持续的发展潜力。因此，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韧性成为当前和未来工作的重点；减贫能力存在异质性和不均衡：在脱贫韧性方面，虽然大部分农村家庭的脱贫能力较为集中，但仍有一小部分家庭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在发展韧性方面，家庭之间的发展能力差异显著，一些家庭的发展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而另一些家庭则遭遇发展瓶颈和挑战。这要求我们在减贫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体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在脱贫韧性和发展趋势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其持续脱贫能力相对较弱，需要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东北部地区的脱贫韧性较高，而东部地区近年来在提升农村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处于较高水平。在发展韧性方面，东北部地区显示出发展后劲不足的迹象，中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发展挑战，而东部地区虽然表现较好，但仍存在发展能力不均衡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在区域发展策略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促进各地区农村家庭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