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文从资源编排理论出发，提出了适配企业数字创新的“情境-配置-能力”（3C）三维理论分析框架。收集335份有效问卷数据，综合运用必要性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以及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混合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层次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发展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成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性举措[1]。新型生产力形态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具有技术先进性、生产高效性和产出优质性等显著特征。2023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现阶段新型生产力模式已在经济活动中显现成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持续动力。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创新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能够驱动内涵式增长[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十四五”以来，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全球环境日趋复杂，科技短板、“卡脖子”问题成为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需要企业持续进行核心技术创新。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创新力量，专精特新企业在增强产业链与供应链韧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有助于推动创新发展。同时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正成为把握技术革命契机的战略支点。为加速数字经济发展进程，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多项重要政策文件。2023年初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在数字经济的促进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实体经济，数字技术的应用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因此，促进企业整合创新资源、优化流程进行数字创新，能够促进行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并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代写工商管理硕士论文数字创新内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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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1.2.1 研究目的
在数字经济兴起的大环境下，专精特新与非专精特新企业均面临着创新方向不明确、资源分配失衡和数字化素养欠缺等困境。本文从企业层面切入，旨在对两类企业主体的数字创新路径进行探究，结合“情境-配置-能力”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文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结合必要性分析和充分性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两类企业的数字创新进行研究，探究数字创新前因条件的组合效应，挖掘出数字创新的前因构型，探讨两类企业主体组态路径的异质性，并解释每个因素的统计学意义和净效应。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影响企业数字创新的前因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前因变量达到什么程度时成为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2）从资源编排视角出发，企业数字创新的关键前因变量组合有哪些？这些变量在共同作用达到高水平数字创新过程中是相互支持还是相互排斥？专精特新与非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数字创新的组态路径有何差异？（3）各前因变量及其统计学意义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净效应是什么？前因变量作用于企业数字创新的可能路径是怎样的？研究可为专精特新与非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创新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让企业更好地对创新要素进行结构优化与配置以达到高水平数字创新，为企业管理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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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情境-配置-能力”理论
“情境-配置-能力”理论最早由Zhang等（2007）[23]提出，其最初目的是用于呈现动态环境下网络系统的形成过程，理论主要涵盖情境（context）、配置（configuration）以及能力（capability）三个关键方面。随后，Lin等（2009）[24]将3C理论应用于模块化供应网络的研究领域。Rong等（2015）[25]基于前人大量的研究成果，对概念进一步拓展，增加了合作（cooperation）、结构（construct）、变化（change）三个要素，创新性地提出了“6C”框架，以更好地理解物联网行业中的商业生态系统。学者们不断丰富“情境-配置-能力”理论在不同场景、不同行业中的内涵。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周常宝等（2023）[21]成功地将该理论从供应链网络领域延伸到创新生态系统领域。基于此，本文以周常宝等（2023）[21]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尝试将“情境-配置-能力”理论应用于企业数字创新过程的深入研究中。
“情境”是指在企业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使命、激励因素以及障碍条件。情境包含了政府支持[26]和风险障碍[27]等方面。其中政府支持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与资源倾斜；而风险障碍则是在企业运营中存在的诸多阻碍，这影响企业发展的步伐。“配置”维度重点考察企业在资源布局、伙伴关系和组织设计等方面的安排，包括网络构建、协调机制和保障体系等内容。网络结构有助于企业高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协调机制能够保障企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而完善的支持系统则为企业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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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数字创新的内涵
在数字化浪潮之下，数字创新已成为学术研究领域以及企业战略决策范畴内的核心议题。相较于国内，国际研究领域对数字创新议题的学术探讨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国际学者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积累更为深厚，特别是近年来研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相关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然而，由于数字创新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截至目前，学术界在对数字创新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尚未达成广泛且统一的共识。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背景、学科视角以及对数字创新本质的理解差异，提出了多种侧重点各异的定义方式。总体而言，这些定义大致能够归纳为以创新结果为导向、以创新过程为核心以及整合过程与结果的综合定义这三大主流类别[38]。
从创新结果视角出发，学者们尝试凭借最终达成的成果形式来对数字创新进行界定，通过逆向推导的方式探寻数字创新的内涵与本质特征。Fichman等（2014）[39]从创新主体的行为表现及其对企业内部变革产生的影响层面，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了创新结果导向的内涵。他认为，在数字创新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创新主体借助数字化手段开展创新活动，进而催生出全新的产品、服务以及商业模式，并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创新的每一个环节，企业固有的组成部分，如组织结构和运营流程，均随之发生改变。Abrell等（2016）[6]认为数字创新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非数字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新组合提高企业竞争力，目的是促进创新过程。Nambisan等（2017）[40]认为数字创新是数字技术在集成产品开发与其他功能、项目的组合管理与任务协调、信息管理系统的支撑和共享、团队协作与沟通方式四个方面创新的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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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境-配置-能力”理论下企业数字创新的模型构建 ................ 19
3.1 情境层面（外部支持） .................... 19
3.2 配置层面 .................................. 19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23
4.1 研究方法 ................................ 23
4.1.1 必要条件分析（NCA） ........................... 23
4.1.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 ........................ 23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 31
5.1 数据处理与检验 ..................................... 31
5.1.1 数据样本特征 ...................................... 31
5.1.2 信效度检验 ......................................... 31
第五章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5.1 数据处理与检验
5.1.1 数据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问卷法收集数据，研究共发放问卷442份，回收383份（回收率86.65%）。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根据受访者填写时间长短、回答完整性以及是否存在规律性回答等原则进行数据清洗，剔除无效问卷48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335份（有效回收率75.79%）。如表5-1所示，样本特征分布情况如下：在企业性质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民营企业数量占比最高（65.4%），其次为国有企业（16.1%），集体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仅有10家（2.9%）；按资产规模划分，中小微企业数量为218家，占比达65.1%，大型企业109家，占比32.5%；专精特新企业样本量为104家，占样本总量的31.1%。
代写工商管理硕士论文样本基本特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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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资源编排理论出发，提出了适配企业数字创新的“情境-配置-能力”（3C）三维理论分析框架。收集335份有效问卷数据，综合运用必要性分析（N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以及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混合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必要性分析与充分性分析相补充的分析策略，以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关注非专精特新企业，从整体视角探讨了六个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解释了这些因素组合如何导致企业数字创新的多重并发因果。并将二者的组态路径作对比分析，通过衍生的组态路径进一步厘清各因素如何作用于企业数字创新。探讨异质性的同时，对相同点展开深入研究，利用fs QCA的分析结果构建简约有效的PLS-SEM模型，并进行验证。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情境维度（外部支持）、配置维度（数字平台、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和能力维度（吸收能力、数字协作能力）中没有任何单一因素能够独立成为专精特新和非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需依赖多要素的协同作用才能有效推动数字创新。具体来说，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存在三条典型的驱动数字创新组态路径，数字平台与资源柔性在所有路径中均为核心存在；针对非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存在五条典型的驱动数字创新组态路径，战略柔性的两个子维度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在所有路径中均为核心存在，外部支持在三条路径中为核心条件，数字平台和吸收能力各在一条路径中为核心条件，而数字协作能力在一条路径中为核心缺失条件。无论是专精特新企业的三条路径之间还是非专精特新企业的五条路径之间，均呈现出潜在的替代关系。
第二，专精特新与非专精特新企业在开展数字创新活动时路径存在异质性和多样性。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通过两类路径实现创新突破，即强调资源配置均衡的配置驱动-均衡型（La1、La2）和侧重能力建设的配置驱动-能力型（Lb）；相比之下，非专精特新企业呈现出四类不同的创新路径，包括仅依靠外部支持与自身战略柔性的情境-配置共同驱动型（ULa）、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配置并重且联动能力的情境-配置驱动-均衡型（ULb1、ULb2）、以资源配置带动能力提升的配置驱动-能力型（ULc），以及资源配置与能力建设并重的配置-能力共同驱动型（ULd）。在专精特新企业中，配置驱动-均衡型路径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效能，其包含的两条具体路径（La1、La2）分别覆盖了46.50%和45.67%的研究样本，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创新路径通过有效整合数字平台资源，实现了情境因素、资源配置和组织能力的有机协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