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主要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及分维度指标，并使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关系，检验了科技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并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进行结构检验，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改变样本范围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做稳健性分析，分地区回归做了区域异质性检验。
1绪论
1.1研究目的
2022年12月15日，习总书记在中央工作经济会上发表的讲话《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指出：“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要稳住对发达国家出口，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而在贸易摩擦和国际政治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传统外贸正面临着增速放缓、利润下降的挑战｡面对众多困难，寻找有效途径促进中国出口稳量提质刻不容缓。
金融是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可以说，金融服务是影响出口的关键因素之一。现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存在分配格局不完善的情况，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的生活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发展普惠金融是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于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中强调，党中央部署实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来，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实现不断提升，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还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环节，加快补齐县域、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金融服务短板，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融合发展，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源形态和生产要素，使各类信息的流通和使用得到充分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添砖加瓦。数字经济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日渐成为普惠金融的重要实现模式和手段。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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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理论及现实意义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更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目前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宏观经济方面的影响，对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以往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均对中国的出口有显著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机制分析尚不完善。本文以中国的31个省份数据为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刻剖析二者之间关系，以期丰富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为其添色赋能。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模式，能够将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普惠性结合起来，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的全方位融合特性，最大限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精准性。第一，有助于我国出口贸易在严峻的世界形势下稳量提质；第二，有助于我国各省份制定正确策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助力出口指明方向；第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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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2.1.1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排斥
普惠金融的起源与金融排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1,2]，而边际成本过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是传统金融出现金融排斥问题的主要原因[3]。已有研究从家庭、企业等微观领域及农村、城市等宏观领域研究金融排斥。陈银娥(2021)认为金融排斥对农村贫困家庭的影响要大于城镇贫困家庭，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要高于中高收入家庭[4]。周叔媛(2021)对企业层面的金融排斥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融资方面受到排斥的主要因素有企业资产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风险等所造成的条件排斥和价格排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银行竞争等所造成的地理排斥[5]。姚凤阁(2020)研究发现中国农村金融排斥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认为应加强各地区之间的农村金融合作[6]。康继军(2020)对我国县域金融排斥进行分析发现，金融排斥对本县及其他县均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关系[7]。谭燕芝(2014)发现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少有显著关系，建设富有竞争性的农村市场是破解农村金融排斥难题的关键[8]。Corrado G(2017)认为通过赋予人们利用更广泛的经济机会的能力，普惠金融因此可以成为推动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关键工具，而获得金融服务的方式主要是信贷，可以使代理人制定长期消费和投资计划，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并应对不利冲击[9]。金融排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专注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普惠金融拥有了更多的功能，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Zhong(2020)通过实证证明互联网金融降低传统金融市场投资和借贷排斥水平之间的不对称性可以通过弱化传统金融的排他性这一途径实现[10]。Yoke(2022)发现金融科技能显著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11]。石宗辉(2022)认为金融科技具有“定制化”“去中介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能够推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给予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经济支持，实现经济增长和弱势群体的包容性增长，具有普惠价值[12]。王小华(2024)认为，将普惠金融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数字技术，从性质上就决定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兼顾商业性和普惠性，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且可以将经济落后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潜在的有需求的客户也纳入服务范围，给投资者拓展利润空间[13]。胡滨(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缩小了金融服务的空间异质性，在金融科技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应提升至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层面[14]。Huang(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无论是使用深度还是覆盖广度，都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限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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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出口贸易的研究
发掘外贸竞争新优势，解决出口贸易低增长或负增长的问题是中国当前外贸工作的重难点。已有的对出口贸易的研究主要分为扩大出口规模和促进出口结构升级两类，以下分别进行梳理归类。
2.2.1出口贸易规模
有些学者从微观层面对出口贸易规模进行了研究。刘铠豪(2023)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认为碳排放交易政策能显著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企业出口倾向，对企业出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4]。熊然(2023)通过研究发现，外商撤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35]。毛其淋(2022)认为经济刺激计划能通过扩大集约边际促进企业扩大出口规模[36]。肖挺(2023)认为企业单位成本、贸易距离和市场拥挤程度会对企业出口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37]。杨志浩(2022)认为跨国资本通过关系网络机制和技术溢出提高了本土企业的出口规模[38]。马妍妍(2022)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39]。
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对出口贸易规模进行了分析。Fan(2023)认为能源价格和重要性是驱动OECD国家能源出口依存度上升的关键因素，而技术进步能有效降低非OECD国家的能源出口依存度[40]。夏杰长(2023)认为教育人力资本能显著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扩大[41]。田晖(2023)认为要素市场扭曲能抑制各省份出口规模扩大[42]。Sun(2019)认为金融深对中国的国际贸易流量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取决于所使用的金融深度指标，与贸易伙伴建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贸易规模[43]。Saeed(2011)认为融资成本、贷款人偏见是限制巴基斯坦企业出口的主要金融约束问题，而企业规模、所属行业及企业所有权是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主要原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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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普惠金融及出口现状分析 .................. 13
3.1 数字普惠金融的测算与现状 .................... 13
3.1.1 数字普惠金融的测算 .............................. 13
3.1.2 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 ................................... 15
4 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的影响机制 ............................ 22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直接传导机制 ................................ 22
4.1.1 数字普惠金融能充分发挥出口贸易中的金融功能 .............. 22
4.1.2 数字普惠金融能减少出口贸易中的信息不对称 .................. 23
4.2 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的间接传导机制 ................................ 22
5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 .......................... 26
5.1 模型设计 ............................... 26
5.2 变量选取 ................................ 26
6结果分析
6.1基本回归结果
根据实证模型，本文采用Stata16计量软件采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实证估计，且均控制年份效应和个体效应，得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下。
6.1.1出口规模的回归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6-1所示。表6-1（1）中数字普惠金融Lnindex与省份出口规模Lnquantity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正相关，且系数为0.222，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每提升1%，出口贸易规模就会随之增加0.222%。即便在后续加入控制变量之后，数字普惠金融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仍为正。所以可以验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假说H1成立。
控制变量中省份规模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省份规模对出口贸易规模扩大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该省份规模越大，综合实力越强，能够多方面给予出口规模有力保障，所以城市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张有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开放程度Lnfdi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程度与出口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开放程度越高，吸引的外资企业数量越多。而外资企业对国际市场更了解，经验更丰富，能生产出更多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所以出口贸易规模越大。政府干预程度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负数，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对出口贸易规模扩大的抑制作用越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预力度越大，越不利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且易引起他国出台政策制约我国出口，导致出口规模下降。所以政府干预程度越小，越有利于我国各省份扩大出口规模。交通便利程度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为负数，交通便利程度对出口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该省份交通越便利，产品越有利于内销，从而对出口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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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及建议
7.1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及分维度指标，并使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关系，检验了科技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并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维度进行结构检验，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改变样本范围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做稳健性分析，分地区回归做了区域异质性检验。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与出口贸易规模之间呈现正向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出口规模扩大。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与出口结构之间呈现正向关系，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随之提高，出口的产品越具有竞争力。
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异质性，不同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不同。具体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出口规模有显著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出口规模影响不显著。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出口结构升级影响显著，但是对东部地区的出口结构影响不显著。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这两条路径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