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拓展了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重点探讨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Wu等，2018a）。2013年12月，中国北方发生大规模空气污染事件，导致大规模航班延误、户外工作取消、呼吸系统疾病激增（Ji等，2014），对人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财富构成严重威胁（Gu等，2019；Song等，2019；Qiu等，2020）。2020年，宝钢股份（股票代码：600019）旗下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因精煤区域的焦油渣箱密封不到位而导致二氧化硫排放超标，被处以49.8万高额罚款，并且环保部门2019年公布对宝钢股份的罚款总额高达173.5万元，但宝钢股份并未在2019年的年报中披露任何相关的处罚或整改信息。2020年紫金矿业（股票代码：601899）旗下的文山麻栗坡紫金钨业集团有限公司因私设暗管排污至河流被处以重罚。2021年冀东水泥（股票代码：000401）旗下的昌黎冀东水泥有限公司涉嫌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并涉嫌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被处罚90万元。毫无疑问，企业既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也是生态污染的主要产生者，如何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实现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企业的一种环境治理策略，它是指企业依据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按照一定的形式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管理、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环境投资、环境业绩、环境监管与机构认证等方面的信息通过财务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载体向各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报告的环节，在降低企业环境信息不对称、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战略、环境绩效、环境风险的认知、提高企业环境治理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Liu和Anbumozhi，2009；Meng等，2013b；Cheng等，2017；Li等，2021）。因此，环境信息披露普遍被认为是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要体现，亦是社会公众监督企业环境保护责任、控制环境污染排放的重要途径（Wang等，2016）。提高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资本市场投资者及时了解企业环境绩效与环境风险的动态信息并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进而帮助企业取得投资者的信任与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对于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环境信息披露也有助于环境监管机构掌握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信息，帮助企业规避潜在的环境处罚或诉讼风险，减少环境违规成本与财务损失，维护企业的长期价值与资本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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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1.2.1 研究思路
全文依据财务与金融管理领域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范式，遵循“提出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归纳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并构建整体的研究框架（本文整体的研究框架如图 1.3所示），大致可分为绪论、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实证检验与研究结论五个部分。
本文基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长期价值提升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确定了文章的研究主题。本文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时发现，分析师行为对企业环境治理决策的影响日益凸显。分析师的一致盈利预测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期望的重要基准，而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普遍存在乐观偏差的倾向，从而导致企业普遍承受着满足分析师盈余预期的压力。分析师盈余压力使得企业管理者产生强烈的动机采取短视环境治理决策来满足分析师的盈余预期目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是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表现，然而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依然尚未明确。鉴于此，首先本文在详细梳理国内外关于分析师盈余压力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以目标设定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探讨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机制。然后，本文再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从企业内部与外部治理环境两个维度，分别探讨能否通过调整公司治理机制与环境规制体系来缓解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潜在的不利影响。再次，本文探讨了企业在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降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后续企业价值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起整体的研究框架。在实证分析章节中，本文选取2013至2019年期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样本，对所有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实证结果归纳出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企业层面、投资者层面以及监管机构层面的研究启示，同时指出现阶段的研究局限性以及未来的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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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献综述
2.1 分析师盈余压力的文献回顾
2.1.1 分析师盈余压力的衡量
现有研究对于分析师盈余压力的衡量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部分研究使用分析师的一致盈利预测与企业预管理收益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Payne和Robb，2000）。其中，预管理收益指的是企业报告的收益减去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第二，部分研究采用的是分析师的盈利预测与企业实际收益（实际的EPS）之间的差距来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Gentry和Shen，2013；Ren等，2022）。
第三，部分研究将报告的营业利润高于正常营业利润、报告的营销支出高于正常营销支出、报告的研发强度低于正常研发强度的企业视为承受分析师盈余压力的企业（Mizik，2010）。
第四，部分研究认为，如果与前期的收益相比，企业当期的收益有所下降，那么企业将有很高的动机向上操纵收益以在财务年度结束前弥补收益缺口。如果企业报告的收益仅仅达到或略微超过分析师的一致盈余预期，那么这部分企业将被视为面临分析师盈余压力困扰并具有极高动机去操纵收益的企业（Chapman和Steenburgh，2011；Caskey和Ozel，2017；Liu等，2021）。
第五，部分研究使用的是分析师的一致盈余预期与企业年初的潜在收益的差距来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Zhang和Gimeno，2010；Zhang和Gimeno，2016；Currim等，2018；Zhang和Gong，2018）。其中，企业年初潜在收益的计算方法源自Matsumoto（2002），它是以公司过去一年的实际收益和当年收益的预期变化之和来计算的（具体计算方法请详见第四章）。与前四种衡量方式相比，第五种衡量方式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而言，第五种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的方式是一种事先的衡量方式（Zhang和Gong，2018）。首先，这种方法将年初的分析师一致盈余预期作为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的基础，提前于企业当年的环境信息披露决策，从而能够更好地避免相互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问题；其次，这种衡量可以更好地防止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受到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最后，这种衡量方式综合利用了公司历史业绩趋势以及分析师预测前股票价格回报所包含的信息来估计公司当年的潜在收益（Zhang和Gong，2018），这与前四种衡量方式的做法显著不同。前四种衡量方式只能基于企业当年的实际收益来估算分析师盈余压力，而企业的实际收益只能在企业发布盈利报告后才能获取，可能受到了企业管理者盈利操纵的影响（Currim et al.，2018）。鉴于以上的优势，第五种分析师盈余压力的衡量方式在会计和金融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因此，本文采用第五种方法来衡量分析师盈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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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2.2.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能够反映企业披露环境治理活动内容的完整性、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一直以来都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综合来看，现有的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内容分析法来定量评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Al-Tuwaijri等，2004；Cho等，2006；Cho和Patten，2007；Clarkson等，2008；Iatridis，2013）。具体而言，基于内容分析法衡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过程指的是：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法规的条例或者某些非营利组织发布的关于企业环境管理活动披露报告的指南（如GRI报告）的要求，构建相应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依据构建起的评价体系对企业披露于财务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其他载体上的环境治理信息进行评分赋值，赋值的依据通常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完整性、客观性、可靠性或及时性等，然后将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体系中的每一项具体指标的赋值得分进行汇总，最终得到特定企业在当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分数。由于内容分析法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衡量出企业环境治理活动内容的披露水平，因此内容分析法也被广泛运用与现有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文献中。由于内容分析法的核心在于根据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要求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进行赋值评分，因此，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体系的构建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至关重要。在现阶段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中，尚未出现公认统一标准的环境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因此，各个学者均依据不同的政策、法规或披露指南所构建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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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论基础 ............................. 57
3.1 目标设定理论 ..................................... 57
3.1.1 目标设定理论的相关概述 .......................... 57
3.1.2 目标设定理论解释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的企业短视环境决策 ............................. 59
第4章 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77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7
4.2 研究设计 ............................ 83
第5章 分析师盈余压力、公司治理与环境信息披露 ...................... 137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37
5.1.1 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分析师盈余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 ................................... 137
5.1.2 董事会治理对分析师盈余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影响 ........................... 139
第7章 企业在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降低环境信息披露对后续企业价值的影响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结合先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可知，分析师盈余压力会促使企业采取短视的管理决策来提高企业的短期收益并满足分析师的盈余预期目标，这些短视决策对企业所带来的共同的经济后果就是削弱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以及长期价值水平（Bhojraj等，2009；Zhang和Gimeno，2010；胡楠等，2021）。在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为了维护企业的股价稳定和个人的薪酬稳定与职业晋升，企业管理者将有强烈的采取削减环境支出的短视决策来满足分析师的盈余预期导致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下降。环境信息披露代表着企业环境责任水平的重要体现，承载着与企业环境管理理念、环境治理绩效、环境违约风险、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治理设备投资、环境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是企业与投资者进行交流的重要纽带。考虑到环境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若处于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采取降低环境信息披露的短视决策将很可能会对后续的企业价值水平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探讨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或企业价值的关系。李雪婷等（2017）和杜湘红和伍奕玲（2016）均认为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价值水平具有正向驱动效应。同样地，Schiager和Haukvik（2012）也发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Matsumura等（2014）也发现自愿提供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将能获得更高的企业价值。王垒等（2019）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的改善对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并且货币型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李慧云等（2016）和符少燕和李慧云（2018）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水平呈正“U”型关系。基于先前的研究结果可知，尽管现有的研究在关于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数的学者均认为高水平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助驱动企业价值水平的提升。
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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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8.1 研究结论
现有许多研究注意到，分析师盈余压力会增加企业管理者对于未能满足分析师盈余预期目标的担忧，从而面临着分析师盈余压力的管理者会产生强烈的动机运用短视管理决策来达到分析师的盈余预期目标，进而损害股东的长远利益与企业的长期价值。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分析师盈余压力的负面影响不仅局限于损害企业的经济绩效，同时还会损害企业的环境责任绩效。当企业管理者面临更高的来自分析师盈余预期的压力时，管理者将会更高的动机采取削减环境支出的短视决策来满足分析师的盈余预期目标，进而导致环境绩效的下降。作为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特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支出、环境绩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环境支出与环境绩效直接影响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意愿与水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拓展了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重点探讨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本文的核心实证章节采用2013—2019年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分析师盈余压力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同时，考虑到分析师盈余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会受到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探讨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的环境规制体系如何调节分析师盈利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最后，本文还探讨了企业在分析师盈余压力之下降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后续企业价值的影响。这篇研究的目的在于抵制面临分析师盈余压力的企业采取短视的环境治理决策、督促企业保持环境治理意识并持续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这篇研究还期望能够为通过运用适当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完善的环境规制体系来抵御分析师盈余压力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负面影响提供深刻的见解。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