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研究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在减负制度体系构建与完善方面提出了研究思路，在理论应用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并期望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升减负效果。
第一章 义务教育减负制度研究的理论分析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制度
制度有规定、规格、机构等含义。在社会学中，制度指以规则来规范个体行动的社会结构，以维持社会秩序。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呈现出以下功能和特点：一是规范性和秩序性，即制度是必须遵守的秩序，是一种外在强制力量，不可以违反；二是分配性与裁判性，制度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决定利益如何分配，在利益相对均衡时制度具有稳定性，当利益分配受到质疑将推动制度的变迁；三是约束性和激励性，即规定人的行为选择范围，即引导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四是协调性与整合性，即整合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控制社会矛盾冲突，减少组织内耗形成合力。
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规范来说，是为人类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执行机制。正式制度是政府根据一定目的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有意识的规则创建，从而形成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形成的社会结构，构成对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制度是指在长期实践活动中无意识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以及风俗习惯等无形规则；制度的执行机制是指确保制度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本文研究的制度是国家为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实施而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并随着社会发展、个体行为等因素不断革新，属于正式制度的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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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一）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起源与发展
制度是制度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于行为主义革命的普遍讨论，政治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不仅使美国政治学主导研究机构研究方式产生了根本变迁，同时还引起了将研究假设转向了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这一更加根本性的转型。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在社会心理特征亦或是在个人效用的理性计算之下，个人总是作为个体而自主行动，而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约束。随着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革命的成功，新制度主义出现，公共领域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重新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最早提出了有关新制度主义的观点，他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史研究，发现了制度与制度变迁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停滞中的的作用，并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12]。20世纪80年代，詹姆士·马奇和约翰·奥尔逊合著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极具影响力，引发了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广泛研究。受到不同学科的影响，新制度主义被分为多种不同的流派，豪尔和泰勒在其著作《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学派》中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被政治学界广泛认同。本文选取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流派之一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作为研究减负制度的分析方法，试图探索外部变量影响下相关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剖析制度建设存在的不足，以对减负制度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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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减负制度的外部变量分析
一、物质属性描述
（一）教育本质
义务教育是法律规定的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必须接受的，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必须予以保障的国民教育。处在这一阶段的少年儿童身心发展尚不成熟、可塑性高，义务教育对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对教育本质的把握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专家学者们对教育本质多有探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教育应注重长远目标。义务教育短视化问题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不利于其长远发展。杨东平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一个人真正成功的价值标准是幸福，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获得人生的幸福。郑强教授认为，沉重的课业负担从短期看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但是从长远看却扼杀了孩子的未来和后劲，因此做出“人生不靠起跑线，跑得远、跑的久比起跑更重要”的论断，认为教育的本质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教育专家李小萌也指出，在教育中孩子按照自己心里的召唤不断去探索，最终走自己的路，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有趣的，强调了学生的主体地位。顾明远先生同样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认为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指出当今教育的工具性太强，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为了人的发展。通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可见，重视孩子的兴趣培养对其未来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第二，提高教育质量仍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义务教育质量事关亿万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顾明远先生在《教育大辞典》①中指出：“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评价，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其对上述《意见》解析中表示，由于我国存在地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因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公平仍然是今后教育工作的重点，使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不断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国家督学、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指出，我国义务教育走向了新发展阶段，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其突出表现是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为此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提升义务教育质量。2016年我国公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①研究成果，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综合表现六大素养并具体细化为十八个具体要点。因此，在义务教育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升义务教育质量，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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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体属性分析
共同体属性是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下的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与共识，在减负制度当中各行动者群体由于个人偏好、信息处理能力、选择标准、所掌握的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及个人偏好，同时对于减负的理解也存在共识。“双减”政策是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而出台的政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对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来说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与以往制度安排不同的是，“双减”政策包含了对家庭教育支出、家长精力负担的关注，同时又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学校教育教学提出了具体要求，由此可见，“双减”政策涵盖了更多类型行动者。本研究主要通过运用IAD框架，聚焦于分析相关行动者在减负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双减”政策的两大减负任务聚焦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除了中小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两大相关主体之外，还包括家长、学生、教师等利益相关者。基于个体理性、获取信息的能力、个人选择标准等存在的差异，行动者的特点和偏好呈现出差异化和复杂化的特征，但是也存在着共性特征。
（一）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家庭特点与偏好分析
家长是目前“双减”政策的关注对象之一，致力于减轻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负担。在自古以来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之下，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异常重视，加之如今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往往通过依靠优质学历获得就业机会，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且不完善，不同职业或阶层的社会保障相差甚远。因此，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得家长对教育属性的认知存在偏差，将孩子教育的重点集中于分数的提高以及对上重点学校的渴望之上。同时，“望子成龙”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导致家长具有通过教育实现孩子在社会阶层中的纵向流动的诉求。因此，家长普遍存在群体性教育焦虑问题，据相关调查显示，到了2021年，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感到焦虑的家长所占比例高达87.0%。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未来，家长通常采用各种途径提高孩子成绩，使其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趋于前列。在针对政策所要达到的为中小学生减负的目标当中，为了避免孩子因负担减轻而导致竞争力下降的现象，家长往往易产生对减负消极应对的行为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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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有减负制度下行动者的行动情境及行为选择 ..................................... 39
一、基于减负制度环境的行动情境描述 ............................. 39
（一）学生升学压力过大 ........................................ 39
（二）义务教育学校间竞争激烈 ............................... 40
第四章 减负制度优化路径分析 .............................. 52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减负决策规则 ............................. 52
（一）明确义务教育减负权力配置，调动各方减负的积极性 ........................ 52
（二）合理选择义务教育减负议题，及时确定重点政策方案 ........................... 53
结论与展望 ..................................... 60
第四章 减负制度优化路径分析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减负决策规则
（一）明确义务教育减负权力配置，调动各方减负的积极性
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确保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相联动的重要手段。在义务教育减负工作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配置缺乏一定的明确性，政府的治理权力集中、话语权过大，主导着减负制度的落地实施。义务教育减负是涉及社会多主体共同合作的事业，需要赋予其他参与主体参与权力，明确义务教育减负的权力配置，以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到教育事业中来。
首先，要明确中央与各部门、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确保中央在政策顶层设计中的权威性与科学性，并不断统筹协调推进，保障制度在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落实，同时中央既要保障地方政府在政策具体细则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权，提高地方政策落实的积极性与多样性，又需要适时监测地方政府的政策落实情况，以免出现偏差。其次，政府在对学校诸如教师编制、人员聘用、津贴奖励以及考评制度等方面管的过多过细，使得学校在政策执行中的话语权不高，学校在政策落实中缺乏弹性空间，需要适度赋予学校自主权，令学校根据自身的优势与特点更好的推动减负落地。最后，家长和社会力量对减负落地生效的作用必不可少，但是却缺乏一定话语权和参与权，家长一度处于被动选择的境地。需要扩大家长和社会力量对减负制度的参与权，形成社会参与减负工作的合力。另外，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在严格规范治理的同时也要给予一定的参与权，不断对其进行积极引导，充分利用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作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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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引入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对我国义务教育减负制度进行分析，对影响减负效果的因素、政策环境、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以及行为结果等内容进行研究，分析减负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现实状态，并从制度设计层面对减负制度进行优化和完善，以推动制度真正落地生效，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将减负制度置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之中，通过框架的指引，梳理出影响制度效果的外部变量：物质属性表现为教育的本质和义务教育的属性；共同体属性表现为相关行动者的特点与偏好，如传统教育观念、功利性的教育追求以及受当前教育环境影响较大等；应用规则主要表现为以最新出台的“双减”政策作为制度分析的现有规则，尤其是针对“双减”出台的一系列细化的配套政策，例如作业管理规定、考试管理规定、校外培训“营转非”等。通过对外部变量的描述分析得出其对减负制度的运行环境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着行动情境和行动者的行为选择。
第二，行动者行为选择是影响减负效果的重要因素，甚至会影响制度的变迁，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是在一定的行动情境中进行互动的，行动情境与行动者行为选择相互作用。主要采用访谈法对相关行动者对于我国减负制度以及“双减”政策的意见与需求进行调研和梳理。通过对制度现实环境进行分析，以对行动情境进行描述，减负制度的行动情境主要表现为学生升学压力过大、义务教育资源竞争激烈、就业的学历歧视普遍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化，这对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产生了影响，使其表现出不能轻易为学生减负的共性选择，体现了多元参与主体对于减负表现出的两难境地。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义务教育资源仍然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二是家长的就业观还不成熟，且社会就业的学历歧视还较为严重；三是职业高中的发展还存在不足；四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多方差异难以让家长对教育放松；五是教育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学生的升学压力只增不减；六是教育考评制度下重点学校的升学率仍然是主要评价指标。这些导致了行动者行为选择的最终行为结果，通过对行为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减负制度在顶层设计、项目方案设计、执行的机制保障方面尚不完善，是导致行动者结果的深层次原因，需要在这些方面对减负制度体系进行优化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