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两条影响路径；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全球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全方位改善，但与此同时，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恶化等问题日渐突出，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为此，世界银行于2012年发表报告《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其中指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兼具包容性和绿色化特征，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同时避免环境破坏的可持续发展方式[1]。同年6月，为实现发展中国家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相融合的目的，在“里约+20”峰会后，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被正式提出。2016年3月，联合国公布了最新标准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至此，包容性绿色增长作为全球公认的新型发展理念逐渐走入国际视野，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将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新型发展理念作为核心发展战略[2]。
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环境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就业、刺激消费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催生出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等众多新兴行业，丰富了“互联网+”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而且稳定经济增长，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新的发展思路。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1，对支撑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发展、调结构、促增长的重要节点，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赵涛，2020[3]），还能兼顾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查建国，2022[4]），最重要的是数字经济本身具有环境友好型特征，能够直接或间接的助力绿色发展，为我国实现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全新思路和可行路径。因此，探寻数字经济发展与包容性绿色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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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关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学者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及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主要集中于对其测度方法和影响效应的研究。
（1）数字经济内涵
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国外学者Don Tapscott[5,6]，他在其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和风险》和《数字经济蓝图：在电子商务时代创造财富》等相关论著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等手段实现交易、交流的数字化方式，是区别于传统经济，能够促进各国（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型经济业态，数字化、虚拟化、知识化、互联互通是数字经济的明显特征。随后，国外学者在此基础上相继提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信息通信产业即可称之为数字经济（Kling&Lamb，1999[7]；Masenburg，2001[8]；Bukht&Heeks，2017[9]）。也有部分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出发，将所有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都称为数字经济（Singh，2004[10]）。
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推进，数字经济也逐渐走进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目前国内多数机构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数字经济的定义为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1]。此后，国内学者们在此基础上逐渐展开研究，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刘军（2020）[12]和陈晓红（2022）[13]认为数字经济主要是以数字化信息、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以及数字技术驱动为关键要素的经济活动。王军（2021）[14]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发展环境为保障，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两化融合作为发展重点的发展模式。另有一部分学者从数字经济的特征出发，对其内涵进行了解释。如刘传辉（2019）[15]认为数字经济应具备“三化”——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三高”——高效率性、高外溢性、高融合性，“一低”——低成本性的特征。刘昭洁（2018）[16]认为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最显著的特点为：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基础产业迅速发展、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融合。杨佩卿（2020）[17]则认为数字经济还应包括平台经济为主流的商业模式、知识智能的经济形态、个性多元的消费理念和多元共治的科学治理方式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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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理论分析
2.1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1概念界定
（1）数字经济
自1996年首次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围绕该话题逐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术界和政府均给予充分的关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和居民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认为，狭义上的数字经济特指信息与通信产业集群（丁志帆，2020[25]），广义上将一切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均定义为数字经济。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延续G20杭州峰会所提出的数字经济概念，将其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1][70]。
（2）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认为兼顾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是其主要特征。之后，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分别基于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视角给予相应解释。发展经济学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重点在于社会包容性和生态友好性，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福利经济学则认为提高社会福利，实现当代人及后代人的福利增长和代际传承才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最终目的。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仍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对于包容性绿色增长是追求经济、社会、环境良性互动的基本内涵已达成共识。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将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定义为：在综合考量包容性和绿色化的条件下，生产活动投入要素与其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绿色发展综合产出的比率关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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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机理分析
2.2.1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分析
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核心内涵是兼顾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的平台化、共享化和低碳化等特征能有效打破经济活动的空间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兼顾效率与公平等问题，进而提高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本文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出发，对数字经济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微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能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助力经济增长（丁志帆，2020[25]；荆文君，2019[87]）。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使得企业的边际成本降低，因此更多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企业高固定成本得以均摊，长期平均成本下降，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丁志帆，2020[25]）；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得网络用户数量暴增，又由于技术具有关联性特点，海量的用户给网络平台扩大经营范围提供了多元可能，产生范围经济。中观层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等，实现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增强企业关联性，降低交易成本。宏观层面，首先，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具有易复制、零成本、非损耗等特点（丁志帆，2020[25]），将其直接投入生产，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还能通过新的生产函数推动产出的指数型增长（石良平，2019[88]）。其次，由内生增长理论可知，内生的技术与研发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前期基础设施和资本的积累下，数字技术更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效应，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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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我国数字经济和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时空演进特征........22
3.1 指标测度.......................................22
3.1.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22
3.1.2 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23
第4章 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实证分析....................36
4.1 研究设计.............................36
4.1.1 模型设定.........................................36
4.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36
第5章 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49
5.1 中介效应..........................49
5.1.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49
5.1.2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分析...........................50
第5章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5.1中介效应
5.1.2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分析
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中介传导机制检验如表5.1所示。第（1）列为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基准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第（2）、（4）列为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即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第（3）、（5）列为加入了中介变量后，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回归结果。
由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在加入中介变量后，由式（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和数字经济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相较于（1）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系数从0.550下降为0.459，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之一。正如前文所述，数字经济发展一方面能够丰富获取知识的途径，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网络，产生学习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智能化的生产模式为复合型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机遇，低技能劳动力逐渐被替代，从而促进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数字经济的学习效应和劳动力替代效应越强，越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本文的假说H3得以验证。其中，数字经济直接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提升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3.45%，数字经济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间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间接效率占总效率的16.52%。
由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置信水平的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产业结构越高级。加入中介变量后，由第（5）列回归结果可知，产业结构升级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系数依然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较（1）式有所下降，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同样是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传导机制。数字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不仅增加了产品的经济附加值，也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维护社会公平，进而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本文假说H4得以验证。其中，数字经济直接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提升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1.27%，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间接效率占总效率的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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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为全面考察中国省域层面数字经济与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本文在对国内外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首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对研究内容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说；其次，借鉴已有研究，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利用SBM-DEA模型计算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进一步采用标准差椭圆、冷热点分析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更加直观、全面的分析了样本期内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集聚态势和时序演进特征；之后依据研究假说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特征，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本文结论的有效性；最后，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角度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传导机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验证技术创新水平和能源结构调整在数字经济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上述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省域数字经济整体呈“东部强劲、中西部追赶”的阶梯型特征，分布重心逐渐向西南方向迁移，呈现出“东北-西南”的走向，表现出“扩张-收缩-再扩张”的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和集聚态势。主要表现为：效率水平由均衡状态向非均衡状态逐渐演变的时空格局和冷点、次冷点集聚区向北方收缩，次热点集聚区呈片状扩张态势，热点集聚区逐渐稳定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集聚特征。在分布动态演进上，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和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均呈现增长态势，数字经济的差异逐渐缩小，而包容性绿色增长效率的地区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