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文以产业链上的25个数字化服务项目为研究对象，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组件的两种特征（可重新编程性、重组性）如何与活动系统的三种相互依赖模式（模块化、中心性、开放度）联动匹配，共同促进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价值主张是企业和参与者共同制定的战略方向，对企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产业链上的参与企业，其承担的角色和所处位置各不相同，更需要通过多元化手段有效促进价值主张的实现。当前我国大力推动多元产业融合，致使产业链上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产业体系更加庞大。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达到38.21万户，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面对愈加复杂的市场环境，产业链上的多元主体不能单打独斗，需要频繁参与合作项目，从打造独立的优秀产品和服务转向形成基于相互依赖多主体的价值主张[1]。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链主及其配套企业需要相互协同、形成合力，才能使多主体的价值主张得到良好实现。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以及我国数字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开始融入到实体经济当中，致使产业链项目中各参与主体实现价值主张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2-4]。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各项目参与主体角色固定，分工明确，对自身位置有清晰的认知。参与者能够通过所处活动系统中的固有活动与既定合作者进行互动，完成产业链上的价值交付。但在如今的数字经济时代，随着行业壁垒的逐渐打破以及多元产业的加速融合，项目参与者的角色变得动态多样，彼此间进行广泛协同的需求也愈加强烈[5]。在此情形下，我国大力开展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融入实体经济，尤其是多样化的数字组件成为促进产业链项目协同的重要抓手，为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助力[3]。可见，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活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不断为产业链项目降本增效、高效协同注入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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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
通过上文所述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可以发现，一方面，活动系统的相互依赖模式会影响价值主张的实现，产业链上的参与者需要通过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活动促进价值主张的实现[6]。另一方面，价值主张的实现需要参与者持续校准，数字组件能够通过其潜在特征促进产业链上的参与者相互适应并围绕价值主张进行校准和协调[7,9]。随着行业壁垒的打破，产业链项目中的参与者愈加广泛和多元，仅靠活动系统已无法使众多参与者的价值主张得到良好满足，需要将数字组件融入活动系统当中，通过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深度融合来促进多元参与者价值主张的实现。据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什么样的数字组件和活动系统的组合，能够推动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本文从活动系统层面和数字组件层面出发，探究活动系统的三种相互依赖模式（模块化、中心性、开放度）与数字组件的两种特征（可重新编程性、重组性）如何相互协同，因地制宜发挥良好效果，促进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
本文采用Ragin提出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为QCA，下同）。QCA方法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有效结合，既能在案例层面上开展条件组态的整体分析，又适合大中小型样本的研究，具备一定的外部推广性。该方法从整体视角出发，把案例看做由原因条件构成的整体，主要关注条件组态和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在解释复杂因果现象上较为有效[38]。通过QCA方法，我们能够了解条件组态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哪些条件组合能够致使结果出现？哪些条件组合致使结果的不出现？”这类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确定研究对象和条件变量，收集产业链上的数字化服务项目的相关数据，构建项目中多主体价值主张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框架。对所选样本的活动系统相互依赖模式、数字组件特征的组合如何影响并实现项目中多主体价值主张展开组态研究，深入探寻未来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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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价值主张
2.1.1 价值主张的概念
“价值主张”一词最早由Lanning等提出，用来解释企业如何准确定义向顾客提供的内容并把创造的价值传递给顾客[45]。随后，价值主张一词越来越多地用于学术和实践环境，成为一个广泛的概念术语，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价值主张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研究。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价值主张是由企业单独定义的，企业以此为依据来创造产品或服务，顾客只需接受即可[46,47]。这一逻辑聚焦于企业，认为价值主张仅与企业密切相关，忽略了顾客这一重要主体[48,49]。随着企业和顾客之间关系的加深，价值主张的主体内涵得到了拓展，顾客也成为价值主张关注的重点[50,51]。学者们开始聚焦于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二元互动[52-54]，认为价值主张是企业对顾客需求的一种回应和价值提供[55]，需要将企业和顾客二者都纳入价值主张的考虑范围。随后，网络经济不断发展，价值主张所涉及的主体变得愈加广泛[39,49]。此时，学者对价值主张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二元互动，开始关注更加广泛的参与者，如供应商、商业伙伴、合作者和顾客等的价值主张[39,40]。学者们也愈加意识到，一个完整价值主张需要多方主体集体释放自己的期望，并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校准才能得到实现[5,8,9]。综上所述，前人对价值主张做了多方面的探究，研究的范围从只关注企业内部价值创造到关注上下游之间的联动，再到关注整个价值网中广泛主体的协同生产。本文借鉴以往研究，认为价值主张是企业、客户、供货商等主体对需求的真实描述，是他们通过努力想要获得的一种承诺收益[6,7]。
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行业壁垒逐渐被打破，各行各业的参与者开始需要跨行业进行交流，通过频繁的互动来对事物形成统一的认知[56]。并且，伴随着多个领域工作流程的加速[57,58]，企业来到一个更为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8]。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下，价值主张不仅仅来源于产品的基本属性或功能，而且来自于广泛的联接和频繁的互动[5]。它更加强调整体的协同而非单个参与者获取价值，需要参与者为彼此甚至整个系统创造更高的价值[11]，使所有参与者都对自己的位置感到满意[7]。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价值主张不再只涉及单个或者少数几个核心参与者，而是多边合作伙伴基于自发感知和响应，通过频繁的交互和调整达到价值主张的统一协同[41]。价值主张所涉及的参与者可能有不同的最终状态和目标，并且其能力和角色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共同演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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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动系统理论
2.2.1 活动系统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Porter首次在《什么是战略》一书中提出了“活动系统”的概念。Porter认为随着当前复杂性的增加，企业面临着一个具有许多一致活动配置的多维度决策空间，企业所选择活动的独特性和不同的适合度顺序决定了竞争优势[31,60]。权衡决策和选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这种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竞争对手能够复制某个单独活动，却无法模仿相互关联的整个活动系统[14,60]。在复杂的活动系统中，企业必须决定参与哪些活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它们所做的选择是相互依赖的，影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内部一致并适合其环境[66,79-82]。本文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认为活动系统是多主体参与的、相互依赖的活动选择的集合。
随后，学者们对活动系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针对活动系统中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Levinthal[79]首次引入计算机模拟技术，通过景观图来研究具有不同程度相互依赖的复杂系统的适应性。Siggelkow[31]从不确定性和适应性的角度出发，将活动系统看作一个关于活动、策略和组织结构、能力和资源的选择系统，强调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Zott和Amit[61]关注活动系统的配置以及构型，将活动系统定义为围绕核心企业所开展的一组相互依赖的组织活动，包括核心企业、其合作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等所进行的活动。可以看到，这些研究都着重关注选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作用，认为企业需要在对活动的所有选择配置中找到一种最优的配置，才能实现该活动系统的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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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处理........................................ 22
3.1 研究方法................................... 22
3.2 变量的选取与衡量............................. 23
3.3 样本选择.............................................. 28
第四章 数据分析结果......................... 37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7
4.2 变量校准赋值.................................. 37
4.3 必要条件分析.................... 38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47
5.1 研究结论........................... 47
5.2 理论贡献......................................... 49
5.3 实践启示.......................................... 51
第四章 数据分析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4-1所示，本文采用SPSS26.0软件对获取到的数据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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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QCA方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进行模糊隶属度校准，即对在“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间的隶属程度进行评估，是给样本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153]。变量校准这一步骤极其重要，因为未经校准处理的数据仅简单体现出不同样本的的相对位置。比如本文中的变量--模块化而言，在没有进行校准之前，这个数值仅能反映出哪些项目中活动的模块度指数更高，它不能明确地说明在所有的样本中活动的模块化程度好是具体多好，模块化程度差是具体多差。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能够定位定性的状态，同时评估在“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之间的隶属程度。0代表完全不隶属，1代表完全隶属。如果分数接近1则表示存在很强的隶属关系，如果分数接近0则代表存在隶属关系较弱。模糊集被看作一个连续变量，数据被校准用来表示在一个界定清晰的集合中的隶属程度[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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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产业链上的25个数字化服务项目为研究对象，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究数字组件的两种特征（可重新编程性、重组性）如何与活动系统的三种相互依赖模式（模块化、中心性、开放度）联动匹配，共同促进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本文归纳出三类导致高价值主张的组态路径，根据其特征分别命名为活动全主导型、活动主导-组件配合型、组件主导-活动配合型，并通过对不同组态路径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两个研究命题。
（1）第一个命题
首先，活动系统的开放度可在系统内部发挥作用。在传统的产业链项目中，活动系统中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较为明确固定。不同活动之间由于长期的频繁交互，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增强，成为多个独立的模块发挥各自特定的功能[69,95]。这些模块中的参与主体具有同质化的目标，会更有可能共享活动选择，使系统更加集成，以便为同一个价值主张的实现而做出更有用的贡献。然而，活动系统的模块化程度较高也说明多数活动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关联，仅在模块内部存在着高度相互依赖的活动[69,96]。在如今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下，价值主张不仅仅来源于产品的基本属性或功能，而且来自于广泛的联接和频繁的互动，其形成和实现需要持续的迭代和反复的校准。活动系统的开放度意味着资源的流动以及新合作关系的建立，允许不同活动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和连接。开放度与模块化的结合能够从系统内部出发，为系统内部不同模块间的活动提供更多广泛连接的机会，使得模块之间选择和组合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大大提高系统的灵活性。这促进了价值主张所涉及主体的聚集，也为各参与者在价值主张实现过程中的调整对齐提供更多的空间。
其次，活动系统的开放度也可在系统外部发挥作用。活动系统的开放度允许内外部活动之间建立新的共同进化的相互依赖关系[94]，这意味着活动系统对外部广泛的异质性主体也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能够更好地促进价值主张所涉及的广泛参与者进行连接和互动。价值主张所涉及的这些参与者可能有不同的最终状态和目标，并且其能力、角色和需求等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共同演变[10]，需持续进行迭代和校准。数字组件的可重新编程性允许数字编码指令独立运行并重复进行修改，可通过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更新迭代来满足用户持续变动的需求。开放度与可重新编程性的结合能够从系统内部扩展到系统外部，为系统内外部参与主体提供广泛联动的机会，实现多主体的聚集，同时也对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涌现出的新期望进行及时响应，从而促进参与者持续校准以达到价值主张的统一协同。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项目中活动系统的开放度较强时，由于价值主张参与主体的特征存在差异，项目参与主体所采取的措施大不相同。因此，根据组态一和组态二的核心条件以及上述阐释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1：在活动系统开放度较强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项目的自身情况在向内和向外改变两种策略中进行选择，以促进多主体价值主张的实现。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