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结合“新发展理念”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和产业结构门槛变量下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朝着高质量方向转变，更加重视“环境—经济—福利”的协调发展。然而，我国经济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问题也接踵而至，成为人民福祉及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面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矛盾的日益趋紧，“高成本、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亟需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到“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作为重点目标”，再到二十大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都彰显出国家对生态文明、经济绿色发展及民生福祉的重视。
生态福利绩效作为能够同时反映生态绩效、经济绩效和福利绩效的指标，体现了单位自然资源消耗水平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程度，其核心理念为“多产出，低投入，少排放”。因此，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既是实现“环境—经济—福利”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在新时代下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
环境规制是为减少环境污染和实现绿色发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鉴于市场机制难以在生态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下发挥有效作用，环境规制则成为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突破口[1]。环境规制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过程中，通过对企业内部生产技术和要素的更新替代，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而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基于此，如何借助环境规制弥补市场机制难以在生态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下发挥有效作用的弊端，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带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实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福利增进的“三重红利”，更加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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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生态福利绩效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测度工具。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是从政策层面和结构层面保障可持续及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因此，全面测度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探索基于产业结构中介作用下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对于推动我国可持续及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行政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型环境规制三种类型，分别作为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为中介变量，以能综合反映环境质量状况、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生态福利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生态福利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分析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总体影响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这一中介视角探析两者间可能存在的作用路径，以期为丰富环境规制对于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和传导机制，完善相关理论成果，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新的突破口。
1.2.2 实践意义
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研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可能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有利于更有效地促进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对各省生态福利绩效进行测度评价，同时基于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找出各省存在的短板，进而对其进行完善，对于促进我国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协调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有利于相关政策的有效制定。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研究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制定有助于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为有效协调环境、经济与福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对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强度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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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环境规制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对污染公共环境的各种行为进行的规制。本节所列举的环境规制理论体现出了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大小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不同，与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直接相关，对于厘清环境规制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以及环境规制发展的倾向都十分重要。具体理论如下：
（1）稀缺性理论
稀缺性是指能够使人们满足的欲望超过其所拥有资源阈值的状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与不断增加的人的欲望相比，有限的资源永远是稀少的，这就是稀缺性在资源层面的体现。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竞争是缺乏资源的必然结果，进而使资源得到最优的分配，并使资源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流动，以弥补因资源匮乏而造成的损失。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存基础，是人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进行分析：一是资源的绝对稀缺。在没有达到可获得的资源上限以前，环境质量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回报递减，也没有任何边际成本的增加，稀少的环境资源是一种绝对的限制。当达到环境上限后，就会以成本的增长来体现资源的稀缺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资源，使得现有环境资源的使用达到了最大限度，导致了经济增长出现骤然停止。二是资源的相对稀缺，也就是资源的质量时刻处于变化状态，但并未出现完全稀缺，而是当质量降低时，才会出现相对稀缺性。资源的过量利用会引起其质量的降低，同时也会引发稀缺和每单位边际成本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物质上的资源匮乏将转化为由价格变动所表现出来的资源相对匮乏，而经济系统将会自发地寻求资源的替代品。即在生产费用增加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将会被激发，从而创造出具有较高经济品质的可选择资源，但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限制。三是生态资源的结构性稀缺。在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当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很少时，就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否则，只要出现资源稀缺，就会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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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当前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工具类型的划分及其衡量指标不尽相同，主要涵盖以下三种：第一，将环境规制看作一个整体或仅视其为命令型规制。张娟等（2019）将环境规制作为一个整体，用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对环境规制进行表征[11]。吴传清等（2018）亦将环境规制视为一个整体，采用工业化学需氧量、工业SO2去除率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来反映环境规制政策效果[12]。张艳云等（2019）则仅将环境规制作为命令型规制工具，用能源环境政策数对其进行衡量[13]。第二，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政府命令型与市场激励型两种类型进行研究。Weitzman（1974）早期对政府的环境规制实行划分，将其分为命令型与市场型两种规制工具类型[14]。申晨等（2018）亦分别选取环保法规、规章及环境标准数和排污费及设立排污权交易平台的时间虚拟变量来表征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15]。第三，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三种类型进行分析。Feng and Chen（2018）将环境规制分为行政监管、市场监管与公众监管三种类型，并发现其实施效果具有地区异质性[16]。闫莹等（2020）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分别采用各省份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排污费征收额及环境信访总数反映三种环境规制类型，研究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17]。包健等（2022）在衡量三种环境规制工具上分别采用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的自然对数、排污费的自然对数和环境信访件数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据此研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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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机理分析................... 18
3.1 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分析 ............................. 18
3.2 产业结构中介作用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19
4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的测算分析......................... 23
4.1 环境规制测算分析 ............................... 23
4.1.1 行政型环境规制测算分析 ............................. 23
4.1.2 市场型环境规制测算分析 ...................................... 24
5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31
5.1 模型构建 .................................. 31
5.1.1 多元回归模型构建 ............................ 31
5.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31
5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福利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5.2.1 变量选取
结合研究目的，选取有文献支撑的相关变量如下：
（1）被解释变量：生态福利绩效（EWP）。
（2）核心解释变量：上文提到的三种异质型环境规制工具类型，分别是行政型环境规制（ln ER1），市场型环境规制（lnE R2）和公众型环境规制（ln ER3），分别选取各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排污费（环保税）征收额以及各省份承办的人大建议数与政协环保提案总数进行表征[16,53,54]。同时，为减缓异方差干扰，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3）中介变量：产业结构（IS）。借鉴王德春等的研究，选取地区第二、三产业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45]。
（4）控制变量：基于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综合选取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地区人口密度作为相应的控制变量。其中，对外开放水平（OPE）采用年各省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56]。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各省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量[57]。地区人口密度（DEN）则采用地区人口与面积的比值进行表征[58]。具体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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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环境政策深化及稳定成熟阶段（2008～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异质型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构建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异质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在环境规制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和产业结构门槛变量下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研究期内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型环境规制以及产业结构水平整体均表现出“沿海＞全国＞内陆”的非均衡态势，生态福利绩效也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从变化趋势来看，2008～2020年间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整体向好发展，行政型环境规制强度呈缓慢上升趋势，市场型环境规制以2015年为分界点，从平稳向波动上升变化，公众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呈先上升再下降趋势，产业结构水平则实现缓慢上升。
（2）环境规制是有效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政策工具，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表现出显著推进的正向效应，且因环境规制工具的类型不同而表现出一定差异。相对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型环境规制而言，行政型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强度最大。
（3）产业结构在各类型环境规制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过程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由此也证明产业结构是环境规制影响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中介渠道。其中，行政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这一中介路径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的影响在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中居于首位。
参考文献（略）